李少军


（节选）
怎样分析和判断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内在逻辑和主要倾向？怎样看待和解读俄罗斯的“西进”与欧亚并重？怎样看待美俄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这些都是就中国而言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除了需要分析现象之外，还需要进行一些理论层面的探讨。
1、怎样理解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行为？
分析美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就要解读小布什上台执政以来所持的鹰派观点和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对外政策，曾使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这种反映领导个人情感和政治观点的东西，是否能成为美国政府的长期政策，是否会在长时间内决定中美俄三边关系，从根本来说，取决于它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决策。
根据决策理论，分析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时需要做这样两个区分：一个是理性与非理性决策的区分，另一个是不同政策类别与功能的区分。
进行理性决策与非理性决策的区分，人们通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国家的理性决策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必然要合理地权衡各种选择的代价与利益。事实上，正因为人们假定国家的行为是以一种有目的和聪明的方式，因此有关对外政策的分析才成为可能。希德尼·维巴（Sidney Verba）指出，“如果决策者合乎理性地行事，那么懂得理性法则的观察者就可以在他自己心里预演这个决策过程，倘若他知道决策者的目标，他就能对决策进行预测，并且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定决策。”
与理性决策模式相对的是非理性决策。由于决策者的对外政策总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做出，而这种个人想像与客观现实往往会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如果决策者对形势做出错误判断，那就会做出非理性决策。非理性决策往往会导致决策者做出过度的反应，从而造成敌意。对于小布什政府，我们就应该区分什么是它的理性决策，什么是它的非理性决策。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非理性决策是不可能长久的。
关于不同的对外政策的不同功能，我们需要区分这样三个层面：（1）反映意图的政策（intentional policy）；（2）公开宣布的政策（declaratory policy）；（3）实际操作的政策（operational policy）。第一个层面所反映的是政府的意图与目标；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官员精心阐述的政策；第三个层面是政府实际采纳的对外政策与行为。在理论上，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真实意图、公开的宣称和采取的行动是应当一致的，但实际上却常常不一致。有时，由于政府领导人的真实意图是非理性的，脱离实际，因此不能变成国家的实际操作的政策，或者变成这样的政策也不能长久维持。有时，政府公开宣布的东西并不是它的实际操作的政策。对于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就需要仔细区分属于这三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从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行为来看，确实有很多东西是非理性的。一些反映右翼集团和鹰派意愿的言论或文件，由于是不理性的，因此未必能成为稳定的实际操作的政策。小布什政府一意孤行地推行的许多单边主义的东西，诸如退出经多年谈判才达成的国际条约，从长远来看，就可能是插曲。所以，评估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必须确定哪些东西可能是美国的比较稳定的操作性政策，这样我们就不会为美国政客所泡制出的各种奇谈怪论所左右。
事实上，小布什的核政策、单边主义在美国国内也受到很多有理性的政治家的批评。约瑟夫·奈就对单边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的基本观点是，尽管在整个21世纪美国都将是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并没有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程度。在军事上美国构成了单极格局，但经济上世界已形成多极格局。在这样的世界，美国不能以单边主义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指出，在21世纪，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即使是超级大国也无法控制，诸如国际金融稳定、信息犯罪和恐怖主义。尽管美国采用传统措施干得很好，但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事情是传统措施对付不了的。我们必须动员国际联盟来对付共同面临的威胁与挑战。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与尊重，如果单边主义妨碍我们这样做，那美国就麻烦了。
吉姆·勒贝也对单边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说，华盛顿越放纵自己的单边主义，它目前的超级大国地位就会衰落的越快。尽管较小国家结成联盟对美国的军事力量提出严峻挑战还相当遥远，但美国的单边主义会使它的发号施令的能力逐渐消失。
判断哪些政策是美国的操作性政策，最根本的是要看美国怎样界定它的利益。在当今的世界，美国有关其国家利益的讨论是最多的，有大量公开发表的报告。这些报告在界定美国利益时，通常都要根据利益的不同重要性进行层次划分。进行层次划分的意义在于确定指导国家行动的原则，即涉及利益不同，国家就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特别是强制性行动。例如，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2000年发布的《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就提出了美国对于不同利益采取不同的军事反应的原则，即（1）对于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即使在没有盟友参与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美国也要准备投入战斗；（2）对于极端重要的利益，美国只有在生死攸关的利益受到威胁的盟国的共同参与下才应准备动用武装力量；（3）对于重要的利益，美国应个案处理，并且只有在低代价和其他国家分担最大费用的情况下才应参与军事行动。
在国家利益的划分中，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第一档次利益的确定。在美国，多数人认同的生死攸关的利益就是“保卫美国的领土完整，包括防止对美国本土使用武力”。在“9·11”之后，我们看到，美国所捍卫的“生死攸关的利益”，就是反恐和防止大杀伤性武器扩散。美国政府最担心的就是恐怖分子利用大杀伤性武器对美国的目标发动攻击。可以说，只有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是一致的。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目标，诸如打击伊拉克，建立NMD，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等，实际上都存在很多争议。对于美国来说，实行理性决策，就应该以维护其“生死攸关利益”为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与这一点不相符的政策，即使能得以推行，也是不可能持久的。当然，这只是简而言之。美国政府的实际决策要复杂得多。但把问题简化，我们容易做出判断。
正是以这样的逻辑进行推论，我们发现，小布什政府“9·11”之后的对外政策与“9·11”之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的，其总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在这里，起作用的主要是国家利益。在这里，比较突出的是调整了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态度，即向接触政策转变。对中国调整得少一些，对俄罗斯调整得多一些。也许从小布什的内心倾向来说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但美国的国家利益使得他不得不变。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学习的结果。小布什经过施政实践，逐步在学习应怎样处理与别国，特别是一些主要大国的关系，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牛仔作风”。他通过与普京和中国领导人的会面，建构了双方的新的关系。
正如美国有学者所指出的，一位总统在竞选期间抨击其前任的对外政策，而后又开始实施其前任的做法，是常见的现象。对于小布什一度称为是“竞争对手”的中国，现在也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接触。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陆大伟(David Shambaugh)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看到推动美国政府对外决策的总是那样一些基本的逻辑。与中国接触和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这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布什的前任--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最终都回到了这样的逻辑，即与中国合作而不是遏制或与之对抗。现在布什也把他的政策置于了这样的路线之上。
关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尽管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仍然是主要倾向，但为了反恐，小布什也不得不注意与别国合作。在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里，有很多文字强调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其盟国的合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其政策观念的调整。当然，美国所搞的国际合作是实用主义的。就像《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所说的，美国“是许多人的情人，但不是任何人的丈夫”。从总的来看，小布什政策的对外政策在向克林顿的老路靠近，尽管他不大情愿。
所以，美国的大国政策，最终在很大程度上会回到常态。当然，它还会始终带有比较鲜明的鹰派色彩和实力政治味道。
2、怎样看待俄罗斯的全方位外交？
自2001年以来，特别是“9·11”之后，俄罗斯政府大幅度调整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北约东扩以及美国在中亚驻军等问题采取西方国家所谓的“镇定、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不但使西方国家许多人感到意外，而且也令俄国内许多政治家大吃一惊。怎样解读普京的这种外交调整，这是需要从多角度进行分析的。
就俄方而言，向西方国家的大幅度靠拢是心甘情愿地开始了融入西方的过程，还是仅仅出于现实利害的考虑？是放弃了大国心态，甘心做西方的小伙伴，还是仅仅出于经济目的而采取的多边外交举措？就西方国家来说，与俄建立起新的伙伴关系，是表明已消除对俄的戒心，准备接纳俄加入西方社会，还是仅仅为稳定东西方关系和追求国际安全而做出的一种现实选择？
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弄清楚“西进”作为一项政策对俄罗斯而言所具有的复杂内涵。
在俄罗斯，“西进”首先是个地缘政治问题。俄罗斯作为一个地域辽阔、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从历史上来讲，就一直存在着认同与文明归属的两难。俄罗斯是属于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俄罗斯的政策取向应是大西洋主义还是欧亚主义？类似问题始终存在争论。今天的政策调整，实际上仍然脱不开历史的情结。
库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指出，主张西方化的人（Westernizers）认为整个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不顾一切地重归欧洲的历史--有时是富有创造性和成功的，多数时候则是笨拙和失败的。现在，欧洲的流浪儿已踏上漫长的回家之路。从帝国中解放出来的俄罗斯正处于回归欧洲家庭的最佳时刻。对俄来说，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了。因为它决不会被接受为一个亚洲国家。俄罗斯与它的东方邻居之间在文化、种族和心理上的不相容性，远大于俄与欧洲之间的任何差别。俄罗斯应属于欧洲。
然而，亲斯拉夫（Slavophiles）观点则有另外的看法。该种观点认为，俄不是而且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欧洲国家。它是被挤压于欧亚之间的一种独立文明。它的认同是分裂的，统治者是欧洲精英，而大部分人口却是亚洲人。因此，俄国的历史就是持续地寻求在西方与东方、在欧洲与亚洲、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寻求平衡。苏联的解体并没有解决俄认同的两难问题。解体切断了很大一部分亚洲遗产。在从中亚和高加索撤军之后，俄看起来比苏联更具欧洲特性了。不过，解体也切断了俄与欧洲其他部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疆域已缩小的俄罗斯，在种族与文化上仍然是横跨欧亚的一个独特国家，是世界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亚国家。这种特定的种族与文化多样性，正是俄的完整性与生存能力的至关重要的来源。过去是如此，今后仍将如此。俄在历史上尽管推行过俄罗斯化（russify），但从未改变不同民族认同的现状。
库尔图诺夫认为，有关俄罗斯认同的不同观点，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就是大西洋主义者（Atlantists）与欧亚主义者（Eurasianists）的争论。按照大西洋主义者的观点，俄“真正的”国家利益就是重归欧洲大家庭。其他事情都须服从于这个利益。任何妨碍俄实现这一利益的东西都可以牺牲。例如，如果与独联体国家关系转移了它加入欧洲的注意力与资源，那么俄就应当重新评估这种关系。同样，莫斯科也应当极其小心地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中国（或日本、韩国、印度）视为可替代西欧和美国的国家。为了俄的利益，俄必须缩减与激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经济联系，并保持与共产主义世界其余国家的距离。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俄需要采取更亲西方的立场，全力支持西方的军事战略和防扩散立场。执行这种政策，俄所得到的回报，应当是快速地实现与西方的一体化。
与之相反，欧亚主义者则反对俄罗斯努力接近欧洲，认为俄不是一个欧洲国家，不完全属于欧洲文明，欧洲决不会接受俄作为一个平等和合法的伙伴。在繁荣的西方民主国家共同体中，俄罗斯将永远是群体中的白乌鸦，具有永久的复杂的自卑。因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独一无二的跨洲地位。俄如果把其外交的东方政策和南方政策从属于其西方政策，这种代价是负不起的。
从库尔图诺夫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是融入西方还是奉行欧亚主义，这是俄国内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争论问题。也许，居于欧亚之间的一般小国是不会长期存在这样的争论的。它们可以要么认同欧洲，要么认同亚洲。只有俄罗斯这样的地域辽阔的大国，才会不断地出现这样的困惑。显然，这种两难的争论首先是与俄的大国属性分不开的。作为一个有悠久大国意识的国家，如果还像在冷战中那样处于超级大国地位，可以自由地参与大国游戏，在世界各地与美国角逐，那么可能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偏偏在苏联解体之后，俄在经济上已衰落到西方人眼中的二、三流国家的地步，GDP只及荷兰那样的小国水平。于是，在国际关系中怎样选择自己的认同与归属就作为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
从表面上看，争论所涉及的只是政策取向的分歧，在内里，实际上却涉及是否放弃大国心态和大国目标追求的问题。以现有的实力融入西方，只能是做西方体系的小伙伴；而坚持欧亚主义，则意味着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或者说坚持自己的大国传统。在历史上，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尽管与欧洲有密切的互动，但它从来都是一个欧亚大国。
从这样的争论中，我们可以明白，俄罗斯的大国心态是不会轻易消失的。这种东西的存在，有两个缘由。一个是社会意识的缘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大国心态在俄可以说源远流长。15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不久，就有人把莫斯科大公国称为“第三罗马帝国”，并认为不会再有“第四个”来临。此后随着俄罗斯版图的扩大，大国心态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另一个是现实国情的缘由。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继承者，尽管经济地位一落千丈，但它的综合国力，包括它的国土、人口、资源、经济潜力与现实军事能力，以及它的文化力量与科技力量，都是荷兰那样的小国所无法相比的。俄所继承下来的大国外交遗产和国际影响力也依然存在。正是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大国历史遗产，构成了大国意识和大国文化继续存在和持续活跃的条件。
原莫斯科社会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现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弗拉基米尔·什拉片托赫(Vladimir Shlapentokh)把俄的大国心态称为“大国综合症”(Greatness Syndrome)。按照他的解释，所谓“大国综合症”，就是百姓渴望生活于一个超级大国之中。过去，苏联人对他们的帝国能同美国在全球对抗而自豪。在苏联解体10年之后，仍有75%的人对苏联的崩溃感到惋惜。尽管现在只有14%的人认为俄仍是大国，但有78%的人认为俄将来一定能成为大国。
然而，就今天的俄罗斯而言，尽管还存留着许多大国要素，但人们都清楚，俄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它已不再具备推行大国战略的本钱。因此，俄只能推行符合自己实力的对外政策。普京作为俄罗斯的总统，他不可能没有大国抱负。他上任后就多次表示，俄要成为强大和有竞争力的国家。但是，他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他必须适当地处理大国目标与现实追求的关系。他知道，在当前的国力情况下，追求大国目标是不符合俄的国家利益的。
在当前，俄罗斯最急迫的国家利益就是发展经济。普京很清楚，要解决经济问题，俄就必须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理顺了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俄才有可能促使美国取消贸易歧视政策，才能得到欧美的投资和援助，并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弗拉基米尔·什拉片托赫指出，有人认为普京已放弃了俄罗斯的大国主义立场，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普京之所以屈从布什的导弹防御计划，是因为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地位极度脆弱，并面临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威胁。对普京来说，俄的经济地位比追求大国神话更重要。如果俄不改变它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态度，与美国对抗，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就会下降。
毫无疑问，正是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俄罗斯现在不再强调恢复大国地位，而强调其目标是实现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普京的所作所为，说到底，是使俄的雄心符合其实力。从这种实力出发，俄不再追求与美国的权力均衡，而第一次同意做美国的不对等伙伴。俄在一系列问题上对美国的让步，实际上就是采取现实态度的结果。
执行现实的政策，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政策出发点，这意味着俄的对外政策行为很可能会与西方国家发生抵触甚至对抗。事实上，在北约东扩、打击伊拉克、俄罗斯和伊朗的核能合作、美军事力量在中亚及外高加索长期存在以及独联体一体化等问题上，俄美都存在严重分歧。尽管美国不断施压，但俄与“邪恶轴心”国家的合作仍在加强。俄坚持与伊朗的核合作项目，邀请朝鲜领导人再次到访，并准备与伊拉克签订多达400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协议，这些都表明俄的对外政策并不受西方左右。有分析认为，在美国为入侵伊拉克争取支持的时候，俄宣布准备与伊签订巨额经济协议，目的可能在于告诉美国，虽然俄罗斯已变成了一个伙伴，但它有自己的利益，并准备显示一下实力。这种利益上和对外政策行为上的重大分歧，有可能导致俄美关系出现新的危机。
弗拉基米尔·什拉片托赫认为，“大国综合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反美情绪。大部分俄罗斯人，特别是精英人物，认为美国威胁俄的繁荣发展。尽管普京不会让这种情绪发展到极端，但他会保持大国主义和反美情绪的活力。普京会以自己的务实行动表明俄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作用。在对外关系中，俄仍将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并将联合欧洲瓦解美国的霸主地位。
很多事情表明，俄美伙伴关系距离真正的信任关系还相去甚远。苏联解体之后，尽管俄已建立了西方式政治制度，但在很多时候它仍然被看作是异类国家。2002年5月，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取得重大合作成果的时候，《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做了这样的评论：俄过去一直是个邪恶帝国。但现在我们需要这个旧的邪恶帝国帮助我们对付新的邪恶轴心和邪恶行为者。虽然这个前邪恶帝国正在帮助把我们称为大撒旦的国家获取核能力，但俄罗斯现在是一个好帝国。在这里，虽然最后用了一个“好”字，但前边连续使用的“邪恶”，充分表明了作者对俄的态度。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在双方利益的驱动下，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但近期不可能形成一种真正融洽的关系。在战略上，俄可能继续支持美国的一些重大的对外政策行为，诸如反恐，但俄决不会把自己的利益完全置于美国利益的支配之下，不会完全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所以，俄的对外政策不可能是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俄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将会继续开展全方位的外交。
3、美俄的对外政策行为与中国
美国与俄罗斯在大国关系中的战略互动，特别是“9·11”以后俄罗斯的“西进”和俄美关系的历史性发展，对于与它们分别存在互动关系的中国来说，不可能不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多大，对于中美关系，特别是中俄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会不会因而使三国关系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大三角”，这些都是探讨当今大国关系所回避不了的问题。
持消极观点的人认为，俄与西方改善关系，其中是存在“中国因素”的。由于中国近年来发展迅速，与俄的国力对比越来越悬殊，因此俄需要通过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来平衡中国的力量。这种观点认为，俄的“西进”会使中国陷于孤立， 或者说会使中国在国际上被边缘化。与之相反，持积极观点的人则认为，中俄关系没有也不会因俄美关系的发展而受到大的消极影响。
那么，到底应怎样认识俄美关系对中国的影响呢？在这里，首先应当认识中美俄三方关系的特质。
传统的权力政治观点往往把大国三边关系描述为“大三角关系”。在这种“大三角关系”中，根本的要素就是权力。三方中的每一方，其利益和目标都是按照权力来确定；与其他两方进行互动，要么是为了增大自己的权力，要么是为了减少对手的权力。用这样一种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来看待中美俄的关系，显然是不正确的。
首先，在当今的国际大环境下，大国关系的总体走势是和平与合作，而不是冲突与对抗。在中美俄之间，存在权力政治的因素，但并不能归结为传统模式的权力政治关系。任何两方发展关系，虽然都包含发展自己权力的考虑，但主旨并不是以第三方为竞争和对抗目标，而是为了实现更广泛的利益。
其次，在全球化日益发展，全球问题的挑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中美俄三方面对着许多共同的问题，有着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例如，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开展经济合作，就是各方共有的利益。基于这些利益而发生的三边互动，是不能用权力政治来解释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大国关系中，权力政治的因素并未消失。不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就是一种权力政治观念的产物。在美国，总是有一些人用权力政治的逻辑来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认为中国崛起之后必然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殊不知当今的国家关系早就不能用简单的权力政治来分析了。新自由主义所阐述的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建构主义所阐述的国家基于共有知识对国际关系的建构，都是在新形势下对国家间复杂关系的有益说明。所以，当今的中美俄三边关系，从总体上来讲，有权力互动的一面，也有相互依赖的一面，同时也有观念建构的一面。
2002年7月，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李侃如教授在一次中美关系研讨会上表示，他赞成关于传统的“三角关系”不适应目前国际关系发展的观点。他说，在冷战时被广泛应用的“三角关系”，是指A国采取一种政策，以离间B国和C国，或者联合一国来遏制另一国。现在，美中俄之间已远不是这种关系。从美国方面来讲，在制定对俄政策时，主要是与美欧关系联系在一起；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主要是与美日关系相联系。美中俄关系中，有一些相互交叉和重叠的共同利益，如三国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国，都要减轻恐怖主义的威胁；三国都要参与开放经济，分享全球经济的利益等。
在当今的时代，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处于复杂的全球互动的网络之中，中美俄这样的大国也不例外。作为网络中的节点，它们相互联结，但同时又都有复杂的其他联系。这种情况与国家进行多边外交是吻合的。即使象美国的那样的喜欢搞单边主义的超级大国，也不能回避必须与各方打交道的事实。所以，任何国家都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在全球互动的时代，每个国家要获得适宜的国际环境，都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对外关系。这种对外关系，可能含有对抗的意味，如北约东扩就有这样的含义，但多数情况则是以合作为主旨。就中美俄三国关系来说，美俄、中美和中俄的互动，在总体上都属于合作。这些关系的同时存在和发展，在当前是正常的国际关系的表现。
　　就中俄美三边关系而言，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进展，并没有使之改变对中国态度。5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访俄刚一结束，普京便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俄罗斯的巨大利益还集中在东方，中国是俄罗斯的关键伙伴之一。5月30日，普京再次明确表示，我们非常重视俄中合作关系，并且把发展这种合作关系定为首要任务，特别是一年前我们签署了《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标志俄中合作的性质在各个方面都是高于俄美关系的。普京表示，俄重视与欧盟及美国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忽视俄中关系。普京说，俄罗斯对外政策优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因此俄不仅与美国合作，而且与西方和东方合作。与中国的关系是俄罗斯联邦政策的一个独立自主的重要方向，并将长期保持不变。
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一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来看，双方在维持全球战略稳定，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维护安理会权威等方面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9·11”事件后，双方都主张反对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打击“**”和车臣恐怖势力方面相互支持。在这中间，双方在经贸合作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俄罗斯成功地开展的全方位外交，使得俄中关系与俄美关系构成了其外交活动的两个并行不悖的环节。
从美国方面来讲，它在“9·11”之后所奉行的最高国家利益原则就是反恐和防止大杀伤性武器扩散。这一战略原则不但主导着它对俄罗斯的关系，而且也主导着它对中国的关系。从这个意义来讲，美俄关系的发展，不会对美中关系产生重大消极影响。当然，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中，还有一条“不允许出现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的内容。就这一点而言，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曾担心过日本与德国，现在则主要担心中国，也许还包括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仍然拥有彻底毁灭它的军事能力。然而，与反恐和防扩散相比，这个问题并不是个迫切问题。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俄虽有毁灭美国的军事力量，但经济力量已相当弱小，再加上这两国都无意向美国挑战，因此美国所要处理的头等大事还是反恐。在反恐的问题上，美国所受到挑战是空前的。美国最担心的就是恐怖分子用大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发动攻击。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角色是关键性的。为了利用俄在欧亚广大地区的特殊影响力，并且确保其核材料乃至核武器不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美国特别需要把俄纳入其战略构架之中。
当然，对于俄罗斯，美国的戒心始终存在。这里面的因素是复杂的，其中有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因素，有地缘政治的因素，而最主要可能还是实力政治的因素。俄罗斯作为前超级大国的继承者，其重新崛起不可避免。现在俄的潜力仍在，而且在军事上仍然是第二强国，因此，尽管俄美的合作取得很大进展，宣布结束对抗，建立了朋友关系，但双方的很多旧的矛盾依然存在。从核评估报告把俄列为打击对象，到俄美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时间并不长，这一方面说明了美国的对俄政策在向常态转变，另一方面表明美国不可能完全放弃敌视俄的立场。因此，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俄不可能完全融入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也不可能达到美欧关系的水平。俄对美合作所换取的回报是不对称的，俄国内的反美情绪仍然很大。
关于中美关系，尽管“9·11” 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在向常态回归，但这种常态仍然是一种伴随遏制的接触。美国在反恐和防扩散问题上需要与中国合作，发展经济和维持地区稳定也需要同中国合作。然而，即使在合作是两国关系主流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之心也依然存在。2002年美国国防部提出的《中国军力报告》和美国国会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的《美中安全报告》，反映的就是这种状况。这两个报告都阐述了中国的发展可能导致威胁的问题。
当然，在美国政界也有不少人对中国的发展持较客观的态度。国务卿鲍威尔认为，中国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把部分资源用于改进防务质量，是自然的事情，中国扩大军备不足为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历史并未说明世界上永远只能有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不能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成在某些方面类似今日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美国所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在我们的潜在伙伴（中国）也愿意的条件下，尽量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想方设法与它进行合作。
由于在美国政界存在不同声音，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常常会出现相矛盾的东西。一方面，基于国家利益，美国会与中国保持合作；另一方面，基于其国内政治的考虑，美国政府也会不时制造一些麻烦，诸如邀请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访美，**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批准售台大批武器等。有麻烦，双方关系就会出现波动。然而，无论双方关系怎样波动，在现阶段大概都不会破坏已持续多年的总体框架。小布什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回到一个中国的模糊立场，就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毫无疑问，中国固然不愿看到两国出现对抗，而美国也没有理由接受使两国合作破裂的代价。正是在这样框架之内，美国会继续执行接触与遏制并重的政策，而中国也会在合作中继续反对美国的强权与霸权。对于与中国的关系，鲍威尔的定位是：中国既非战略伙伴，也非竞争对手，美国期待与中国建立正面的互动模式。 这种定位与中美关系的现况是相合的。
中国网 2003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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