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大师詹伯慧毫不止息地进行着“拓荒”研究工作，迄今已刊语言学著作逾40部，发表论文逾400篇。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詹伯慧，仍在他喜欢的学术领域耕耘不息。语言学研究之重要性，在詹伯慧看来事关中华文化的存续与发扬，他为此孜孜不倦、上下求索，展现的正是当代文士对中华文化一份深情而执着的赤子情怀。

文｜《紫荆》杂志记者   高峰

“谈笑有鸿儒”的少年家境

詹伯慧1931年出生于潮州古城胶柏街，他所出生的家庭给了他“双语教育”的环境，他的父亲詹安泰是饶平县新丰镇人，讲饶平客家话；母亲柯娥仙则是一位讲纯正潮汕话的枫溪人。因此，自童年起，詹伯慧就用客家话与父亲交流，用潮州话与母亲交流。

1938年，日军入侵，潮州城动荡不安。七岁的詹伯慧跟随家人搬迁回老家饶平县避难，回到祖居地读书的詹伯慧开始系统地接触客家方言。当父亲稍为安定下来后，詹佰慧又被从饶平老家接到了抗战期间父亲执教的中山大学所在地粤北坪石，就读于坪石广同会馆主办、用粤语教学的汉德小学，直至小学毕业。这是詹伯慧第一次系统学习、了解粤语的时期。因此，到了小学毕业时，詹伯慧就已经能同时掌握运用汉语七大方言中的三种——潮州话（属闽语）、客家话和广州话（粤语）了。

父亲詹安泰人称“岭南词宗”，家中客厅常常是“谈笑有鸿儒”，詹伯慧自小在旁聆听，深受熏陶。其中给他带来最深刻影响的是，他在家中常客王力、岑麒祥等语言学教授跟父亲的交谈中，逐步对语言学研究有所认识，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得知中山大学有个语言学系，是当时全国大学中唯一的一个语言学系，由时任中大文学院院长王力教授于1945年创办，他就立志投身语言学的研究。1949年，于中大附中毕业的詹伯慧毅然选择了报考中大语言学系，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该系录取，于广州解放后的11月被通知进入中大注册就读，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专攻语言学的大学生。

在语言学领域不断“拓荒”

1981年，詹伯慧与恩师王力（左）合影于日本东京

进入中山大学后，詹伯慧“如鱼得水”，畅游于语言学的海洋中。虽然在全班7名学生中，詹伯慧的年纪最小，但他在语言学特别是方言学方面的天赋引起了王力等教授的关注。

1953年，詹伯慧在中大语言学系毕业后，分配至武汉大学，开始了语言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年轻的詹伯慧到武汉大学登上讲台后，学习的脚步并没有停止。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已集合北大、清华、燕京等三所大学著名的语言学名师，加上中大语言学系的并入，在北大中文系中独立设置了汉语专业，成为国内语言学领域中最具权威的一个专业。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学研究队伍还很单薄，北大语言学系的各项研究任务繁重，方言学研究上人才尤其匮乏，王力教授此时想到了詹伯慧。

1955年，北京大学第一次开设汉语方言学课程，王力教授马上推荐已在武汉大学的詹伯慧，让他到北京大学来师从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教授，进修汉语方言学。詹伯慧到北大后，深得袁家骅教授的赏识，在进修过程中担任了他的助手。袁教授还推荐他参加了当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到海南岛调查黎语。半年后回京，袁教授又要詹伯慧参加他主持编写的《汉语方言概要》。此时詹伯慧开始展现了他在方言学方面的过人之处，他负责编写此书中分量最重的粤方言和闽南方言两章，约占全书50万字中的三分之一。《汉语方言概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论述汉语方言的著作，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迄今一直是方言学的经典之作。

詹伯慧在语言学研究上注重社会实践与深入调查。“军话”的发现就是他1956年到海南岛调查黎语时取得的意外成果。根据调查，他写成《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一文，揭示了海南岛南端崖城镇中残存于几千居民口中“北方方言岛”的语音面貌。这种方言现象引起了语言工作者的重视。关于海南岛“军话”的这份记录，此后常常被语言学界用来作为“方言岛”的实例。

在詹伯慧的学术生涯中，另一件不得不提到的事，就是他作为骨干成员之一参与编纂国家“重典”——《汉语大字典》。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召集下，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汉语大字典》筹备上马，詹伯慧作为编委会成员，一开始就参与编写规划的制定，此后多年一直负责该字典的收字审音工作。《汉语大字典》分上古、中古、现代三段注音，是我国历来辞书中音读最为完备的一部大字典，其中凝集了参加注音、审音工作的众多工作者的心血。

1989年，詹伯慧与饶宗颐教授（左）合影于香港

詹伯慧在语言学研究上毫不止息地进行着“拓荒”工作，迄今已刊语言学著作逾40部，发表论文逾400篇。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詹伯慧，仍在他喜欢的学术领域耕耘不息。近年来，他以80多岁的高龄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建设”，以首席专家身份负责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这部词典上下两卷总计465万字，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汉语方言和方言学面貌的百科性辞书，历经多年努力，于2017年下半年正式出版。

培养出一支语言学的“詹家军”

詹伯慧对语言学的贡献，不止于他的个人研究，他一生诲人不倦，桃李芬芳、誉满天下。

1980年，暨南大学复办，中央组织部发文从全国抽调300名骨干教师支持暨南大学办学，詹伯慧名列湖北首批支援名单。但当时适逢日本东京大学中文系一名讲授汉语的教授退休，由于日本当时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校方想不如此后就从中国聘请相关专家。经东京大学教授会讨论研究，首先就看中了詹伯慧。经日方向我国教育部提出，詹伯慧在1980年春接受邀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到日本担任客座教授的汉语学者前往东京大学任教。期间他为东京大学开设汉语方言学、现代汉语等五门课程，为中日两国语言学界的学术交流开了先河。

1982年詹伯慧从日本回国后，重返武汉大学，于翌年调到暨南大学任教授。1985年，詹伯慧被任命为暨南大学复办后第一任文学院院长，当时香港文汇报就以“年纪最轻的教授院长”报道此事。詹伯慧到暨大后，首先想到的是建立方言研究机构，建立培养汉语方言学人才的硕士点博士点。他从1984年就创建了汉语方言研究室，自己兼任研究室主任，并在当年开始招收方言学硕士生。1990年他又获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建立第一个博士点——现代汉语博士点，1991年开始招收汉语方言学博士研究生。迄今詹伯慧已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29人。1994年我国首批5名攻读汉语方言学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授博士学位，其中出自詹伯慧教授门下的就有4名。

如今詹伯慧的许多学生已成为汉语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语言学界把这支富有活力的汉语方言研究团队称为“詹家军”，而他当年在日本所教的学生，如今也大都成为日本汉学界的知名学者。

自上世纪90年代起，詹伯慧还先后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著名学术机构担任客座教授或开设讲座，他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积累的丰厚果实传播海内外，成为世界共享的学术财富。

与饶宗颐教授的两代因缘

詹伯慧父亲詹安泰自上世纪20年代于广东高师（中山大学前身）毕业后，就回到潮州，进入韩山师范执教诗、词、曲以及文学史等课程，跟饶宗颐父子时有酬唱过从，那时的饶宗颐先生，是詹家的常客。

饶家的“天啸楼”是著名的藏书楼，詹安泰每上天啸楼去看书论学，也常把当时四五岁的詹伯慧带在身边，那时候他就对“潮州才子”饶宗颐有了较深的印象。詹安泰对年轻多才的饶宗颐多有赞赏。饶宗颐进入韩山师范给学生讲课，就是他推荐的。当时，詹安泰因为生病，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校长要他找位代课教师，詹安泰就推荐了这位二十岁左右的潮州才子，而年纪轻轻的饶宗颐先生不负所托，出色地承担了詹安泰所授的课程，一鸣惊人。

上世纪70年代末，詹伯慧在武汉大学任教。饶宗颐应邀访问湖北博物馆鉴赏出土文物，一到武汉就和詹伯慧取得联系，专程到武大去看他，见面之后，亲如家人。

这时詹安泰已去世多年，两人见面后，一同追忆先人往事。饶宗颐最终把话题落到如何搜集、整理詹安泰诗词遗稿遗墨，设法梓印刊行这一“慎终追远”的大事上，并强调说：“祝南先生的遗稿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是文坛宝贵的财富，一定要想尽办法刊行问世。”

第二年春天，詹伯慧应聘出任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席两年。而这年初夏，饶宗颐也恰好到日本访问讲学四个月。按照饶宗颐的主意，詹伯慧出国时把父亲手写的诗词遗稿带到东京，再送到京都给饶宗颐，由他负责张罗梓印。

饶宗颐将詹安泰的遗墨带回香港后，不出两年，就联系到热心刊行岭南文献的何耀光先生鼎力支持，作为何氏《至乐楼丛书》第25种，以典雅的线装影印形式，将《鹪鹩巢诗》和《无庵词》合刊印行。

詹伯慧部分著作

此后，詹伯慧常有机会见到饶宗颐教授，从饶教授那里得到很多关心与支持。2002年，詹安泰诞辰一百周年，中山大学筹划举行纪念活动，饶宗颐闻讯欣喜万分，亲自约同香港潮州乡亲总会会长、早年詹安泰在韩山师范的门生陈伟南先生前来参加。詹伯慧2011年第一次举办个人书法展，饶宗颐闻讯，写了题词“文士情怀——詹伯慧书法展”，令詹伯慧感动不已。饶詹两家两代人的因缘，在时代变迁中历久弥坚，令人感动。

“文士情怀”是人生底色

2017年8月，詹伯慧又一次举办个人书法展，展览主题依然沿用饶宗颐题写的“文士情怀——詹伯慧书法展”。詹伯慧对书法的热爱最早是受到父亲的影响。詹安泰不仅是一代词宗，而且是书法家，他每次写字的时候，年幼的詹伯慧就跟着磨墨牵纸，到五六岁的时候，詹安泰就让他临一点碑帖。

詹伯慧书法作品

有评论家这样评价他的书法：“伯慧教授的书法作品，融隶、楷、行书一体而出以自运，得力于魏碑而不为其所囿，风格独具。其用笔劲健有力，笔势宽博开张，结字内紧外松，骨丰肉润。”他的书法自成一格，是“文士情怀”的一种外在呈现。

实际上，这种“文士情怀”是詹伯慧的人生底色，他做学问、写书法无不与之相关。他以一种文士的理想与担当来看待自己的语言学研究。他认为研究中国文化的特色首先要从语言文字入手。世界上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特色，中国的文字独一无二，几千年来传承至今，记录着我们的文明，中国的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都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没有悠久的中国语言文字，就不会有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因此，他认为如果没有统一的语言，中华文化不会发展到现在的文明程度。但同时，他也注重语言的多样化。中国语言文字既有主流，也有支流，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中很多地域文化，是靠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来承载的，也要调查研究，发扬光大。他在香港大学开设“中华语言与中华文化”课程，就是要通过语言的研究，为中华文化的发扬作出贡献。

为此，他曾撰文论述语言作为资源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到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性质，对语言的资源性质缺乏认识。把语言作为资源来认识，这是当代语言学在语言观上的重大突破，它要求我们对如何用好语言资源进行顶层设计。”

语言学研究之重要性，在詹伯慧看来事关中华文化的存续与发扬，他至今仍为此而孜孜不倦、上下求索，展现的正是当代文士对中华文化一份深情而执着的赤子情怀。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19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