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的文风和当代社会的时尚（代序）

    唐宋，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充满了生机和危机的时代。唐朝维持了340年时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唐朝的昌盛、衰败、方镇割据却各占百年时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治最为发达的时期，该时代文人才子如云，但是，宋朝从一开国起就呈现出文弱像，被剽悍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逼迫得一步步往南方退，从中原一直退到了福建的大海边，退了339年，最后，宋朝以宋帝淹死在大海中而告灭亡！

    当一个文明国家处于生机和危机并存的时代，往往是文人的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因为，历史要进行新的蜕变，必须要以人们丰富多彩的新思想去作为历史蜕变的中介转换平台。历史也的确如此这般的衍化着，宋朝灭亡以后，唐宋时期因为时势原因而积淀下的许多反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理论及其诗文，都极大影响了后人，以致于给后来的中国带来了元明清三个以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国家思想文化主调的王朝。

    元明清三朝的国家意识形态选择的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南宋时期由朱熹建立起来的一种应急国家危机现实的理论体系，由于历史客观原因，程朱理学免不了有过分强调人的思想一统秩序但又有压抑人的自由发展的重大理论缺陷，所以，元明清三朝的许多文人一直在选编一些前人的思想文化作品去试图弥补程朱理学时代的历史文化弊端。元明清三朝，唐宋文文集数不胜数，仅乾隆年间，编辑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的目录就足足有58卷；仅《全唐文》就收录了3000多人的诗文。

    明朝时期，一个叫茅坤的文人从浩瀚的唐宋文中选编出了程朱理学建立之前的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朝的欧阳修、苏询、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共八人的散文，编辑成了《唐宋八大家文钞》，他们这八人的文风当然保持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自由和富于创见的人文特点，所以，他们的文风浸浴了后来的许多思想者，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社会风气。在程朱理学时代，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和文风如同一股清流新风，让许多人在那个压抑人的时代保持住了自己的自由、理性、理想、怀疑、批判的文化精神。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由于元明清三朝过于强调程朱理学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控制，这不仅仅遏制了许多人的思想创见性，还造成了许多文人的文风的呆滞和语言的晦涩化，从而又影响了社会时尚的呆滞教条化。这就是说，有缺陷的程朱理学一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以后，特别是成为科举中的必遵模式以后，所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人文伤害，主要是通过文化领域中的“文风”去巨大作用社会的。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唐宋八大家的文风是何等的潇洒、富于创见及批判理性精神，他们的语言又是何等的通俗流畅，这些文章阅读起来不仅仅富有音乐感，那“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的理性也直透读者的心灵，能够让人们感受到他们深邃的思想和对未来充满了明朗的希望。相比之下，元明清三朝的许多文人因为拘谨于程朱理学中的科举框套和四书章句注释，或者他们内心深处抵触于程朱理学和僵化的科举制度，这样的情绪就使得相当一批文人的文风渐渐呆滞和狂躁起来，一些人的文章不仅充满了好斗、刻薄和缺乏创见性，他们的语言也是那样的晦涩，读起来味同啃刺骨，他们好象不弄得读者晕头转向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水平不一般似的，这样的糟糕文风一直持续到现在依稀可辩。

    究竟什么是文风呢？为什么说文风对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格局和社会时尚有很大影响呢？

    文风，有三个内涵特性，一是它是当事人的一种语言表达结构，二是它蕴涵着当事人的社会文化价值倾向，三是它反映了当事人的思维方式和个人文化修养的程度。由于人类文明必须以语言文化的交流去作为自身的发展前提，且语言结构往往对社会时尚和价值走向有着长期的影响，所以，各行各业知名作家的文章、社会名流的讲话及其文艺作品中所表达出的文风，往往是有“传染性”的，还会直接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甚至会造就一种社会时尚和文化习俗，而这些扭曲的社会时尚和习俗又可以反过去影响社会文明的走向和结构。由此可见，文人们如何自觉的加强自己的修养，如何坚持理性与活泼的文风，是何等的重要！

    也许一些人会对笔者以上所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文化决定论”，这是夸大了虚无缥缈的“文风”的社会作用。那么，我们就以鲁迅和王朔两人的情况去反思一种“文风”会对社会有多么大的作用吧。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思想者和文学艺术家的作品由于停止印刷或者印刷量极少，所以，他们对建国以后青少年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但是，自1949年以后，有两位人物的作品却对广大青少年产生过巨大影响，甚至影响了一些青少年后来的人生品格和社会时尚，他们，就是鲁迅和王朔。鲁迅的作品之所以得以广泛传播，当然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了；而王朔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得以大量传播，则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宽松的文学环境和纸媒与影视结合的巨大传播效应。

    鲁迅的文风是什么样的，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文革时期，造反派双方搞“文攻”，大多都是学的鲁迅的文风，那讥讽挖苦和尖酸刻薄，那对异端的横眉冷对，常常让搞“文攻”的当事人有种扭曲的快感，这是一种破坏式和宣泄式的快感，是一种“**一切，我来当家”的弄潮儿般的快感，是一种藐视一切唯已独尊的怪异快感。文革十年，就搞了十年各式各样的大批判运动，这样的大批判运动的调式，几乎都是师从于鲁迅的文风和文法。这就是说，如果说近年来人们已经感觉到文革遗风对社会改革和社会风气造成了种种不利影响的话，那么，除了其他因素外，大家真是应该去检讨一下鲁迅文风对今天中国社会风气的负面作用问题。不要说别人，就是笔者我自己，也常常会在不经意之间玩出鲁迅的文风来，尽管我还一直警惕着鲁迅文风对我们这代人的强烈腐蚀影响问题。

    同时，文革时期的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文风也是对今人有相当影响的！现在，一些人写文章和交流对话，往往还习惯先入为主的确定出某种正确和错误的立场和理念，然后，他们就去为此而战斗和扫除异端，这样，当然就会造成无端内耗，从而耽误了人们对问题的研究和发明发现。同时，这样的文风还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反过去又会阻滞社会的诚信。同时，这样的坏文风还造就了一种为出名而莫名其妙的炒作的恶习，一些人已经没有了羞耻心，为了出名，竟然可以把话说得越极端越惬意，他们根本就不不顾及自己的文法文风对社会有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只在意自己的自私目的。

    而王朔的文风究竟又是什么呢？文化界早就对此有共同的看法，这就是“痞气十足”！公正评价，王朔的文风，不是王朔个人的创造，只能够说是聪明的王朔对文革时期的老百姓们反感官方一本正经的大批判运动而衍化出的一种反对称性的文化习气的继承。这就是说，王朔文学作品中所表达出的“痞子气”，其实可以被看成为是一种相对于文革中专权文风的一种**文风，甚至可以被看成为是对鲁迅文风的对称反叛表达。这样的痞子气的文风，带有强烈的时代反弹境遇性质。王朔的痞子气文风，通过小说和影视传播，曾经对许多人的人格产生过潜移默化作用，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干什么都总是“不正经”。这样的“不正经，逗你玩、蔑视高尚”对今天的社会风气产生过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作呢？这，同样是不言而喻的吧。

    如果说鲁迅文风曾经给中国造就了许多的“愤怒一代”，那么，王朔的文风就曾经给中国造就过不少的“痞子一代”。前者一本正经、冷酷无情和自大自私，后者则油腔滑调、蔑视高尚和自卑自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时代不能够总是“愤怒”下去，也不能够总是“痞子”下去，我们当然不能够彻底否定鲁迅和王朔的文风，他们的文风还有他们的存在价值和运用市场，但是，这样的文风不应该成为时代的主流，否则，就要导致社会长期处于在“愤怒”和“痞子”中。这就是说，当今中国，应该提倡一种积极、理性、探索和富于创见的文风，并且应该让这样的积极、理性和文明的文风再次去浸浴人们，使社会风气朝着健康、理性、活泼的方向走。而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八大家”就具有这样的文风，所以，笔者极力倡导大家多读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的文风究竟是什么呢？

    从文体上看，他们八人的文体都很飘逸自由，文辞也极其通俗化和精悍化，完全没有元明清三朝被严厉的科举制度框套住了以后的文人墨客们的那种矫柔造作和死板教条的文气，甚至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那种热衷于政治和逃避政治的“战斗”和“不问时世自我呓语”文采，当然就更没有“愤怒”和“痞气”。他们的文章，充满了理性色彩，充满了对民族未来的忧患意识，读起来，常常有种让人荡气回肠的感受，也有种沐浴心灵的感受。

    从人文价值上看，唐宋八大家最大的特点，还不是他们文章中所表达出的飘逸自由的文笔，而是他们在文章中所表达出的以天下为已任的风骨和他们洞察天地人本质的智慧。按照韩愈的说法，就是他们这八人的文章都有“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的风骨在其中。唐宋八大家，都具有极强的理性色彩和理想色彩，他们的见解也往往是很深刻的，象三苏的“六国论”，苏询的“权衡”论和“上皇帝十事书”，柳宗元的“封建论”，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曾巩的“唐论”，欧阳修的“五代史记一行传序”，韩愈的“原道”，都是具有很深刻理论内涵的论文，但是，这些文章又是那么的通俗易懂和艺术化。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古人往往是文、史、哲的通才，唐宋八大家就是这样的典型之一。

    为什么唐宋八大家能够写出一系列好文来，其实，只要仔细品味，就会发现，他们的散文之所以如此飘溢和厚实，就在于他们这八人都具备了很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很丰富的人生阅历。读书长知识，实践出智慧，语言生活化。他们这八人几乎个个都对中国的六经和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他们有的甚至就是一代易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家想想，如果柳宗元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人生阅历，他怎么写得出纵横几千年的人类文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化脉络的“封建论”来呢；如果三苏对历史本质没有深刻的思考，三苏怎么可以写得出即使对今天的“全球一体化”依然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六国论”和“权衡论”呢；如果王安石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各种理论素养，他怎么写得出康有为也要模仿的“上仁宗皇帝书”呢；如果……

    理论文章尽量文学通俗化和美学艺术化，是社会文化传播学中的天大事情，也是近几十年来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技界一直在努力追求的事情，包括一些自然科学家也都在探索这样的科技论文的通俗艺术化道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外界封闭了许多年，所以，我们的文学界和科技理论界都走了许多弯路，学了外国的形却往往没有学到外国的神。比如，我们的人文和自然科技科技论文通俗化和美学艺术化，至今还没有什么大的突破，许多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文章还是那样的晦涩化和书斋气，从而造成了许多学术期刊和书籍的读者越来越少，反过来，这又造成了一些作者和编辑的逆反心态，认为科技论文就是应该这样“阳春白雪”的，其实，这是狭隘无知的表达。而文学艺术界却反而把许多文学作品弄得越来越晦涩了，有的小说简直象是论说文，有的诗歌则是几百字不打一个标点且语如天书。

    笔者倡导人们多读唐宋八大家，绝不是提倡去写半文不白的文字，甚至反对对他们文章风格的模仿，因为，模仿的本身，就不是八大家的风格！唐宋八大家，是以追求真理为生、敢于实践和敢于创见的一批作家，他们都是通才，理论素养很深，他们是就问题而写文章，而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他们这八人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以写文章为生的“写手”，他们是一批以探索真理和以解决问题为生的人才。

    唐宋八大家还创造了现在我们所说的“论说文、时评、抒情散文，记叙文”等多种文章凡例，但是，这些文章格式都不是他们刻意追求出来的，而是一种他们的深厚理论和实践功底的自然和自由的流露，在这样的自然和自由的心态下，他们的文章结构、语言文字、思想方式及其价值观，也就必然是非常健康和豁达的。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唐宋八大家的文风！因为，我们需要一种健康、理性、求实、怀疑、批判、博爱、探索、创见和敢于实践行动的时代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