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课文相关资料
一 译文
(墓中的)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时候，激于义愤而死于这件事的。到了现在，本郡有声望的士大夫们向有关当局请求，就清理已被废除的魏忠贤生祠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之前竖立碑石，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这五人的死，距离现在建墓安葬，时间不过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大凡富贵人家的子弟，意气豪放、志得意满的人，他们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没不值得称道的人，也太多了；何况乡间没有声名的人呢?唯独这五个人声名光荣显耀，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们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程，哭声震天动地。差役们按着剑柄上前，问：“在为谁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们**在地。当时以大中丞职衔作应天府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这时趁着他厉声呵骂的时候，就一齐喊叫着追赶他。这位大中丞藏在厕所里才得以逃脱。不久，他以苏州人民发动暴乱的罪名向朝廷请示，追究这件事，杀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阳、周文元，就是现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这五个人。
然而，当五个人临刑的时候，神情慷慨自若，呼喊着中丞的名字骂他，谈笑着死去了。砍下的头放在城头上，脸色一点也没改变。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个人的头并用木匣装起来，最终与尸体合到了一起。所以现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个人。
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做官的人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中国之大，能有几个人呢?但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被大义所激励，踏上死地也不回头，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托的皇帝的诏书纷纷传出，追捕同党的人遍于天下，终于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抗击，使阉党不敢再株连治罪；魏忠贤也迟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直到当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贤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此看来，那么如今这些高官显贵们，一旦犯罪受罚，有的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各地所容纳；也有的剪发毁容、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狂不知逃到何处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么样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露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而这五个人也能够修建一座大坟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际遇啊。不这样的话，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发他们有志之士的悲叹呢?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墓前空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公，太史文起公，姚孟长公。
二 作者及有关人物简介
1.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明末太仓(现在江苏太仓)人。张溥幼年勤奋好学，所读之书都要亲手抄写，抄好朗读之后烧掉，再抄，一直要抄六七遍，因此他的书斋起名为“七录斋”。张溥生活的明朝末年，正是东林党人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斗争激烈的时代，张溥同情东林党，富于正义感。崇祯二年(1629)，他继承东林党反对黑暗政治的优良传统，结交社会上有气节、有操守、有学识的士大夫，联合起来组成爱国社团“复社”，成为复社的领袖。他们激烈批评时政，与阉党的残余势力进行斗争，得到各界的广泛支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文学上，他主张“兴复古学”，强调“居今之世”，要“为今之言”，“务为有用”。他写过不少抨击时政的文章，内容充实，风格质朴，《五人墓碑记》是其中的代表。有《七录斋集》行世。
2.周顺昌(1584—1626)，字景文，号蓼洲，明末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任福州推官(掌管州中刑狱的官)。后任文选员外郎(掌管官吏任免、考核、升调等)。他为人正直、清廉，关心民间疾苦。所以当他被革职回老家时，只有“行李一肩，都门叹为稀有”。对于涉及“邪正是非”的事，他“热血横流，声色俱厉”，因此深受人民爱戴，“民深德之”，而被阉党所不容，被列名《东林点将录》(阉党捕人的黑名单)。
天启五年(1625)，被迫害的“六君子”之一魏大中被捕路过苏州，当时请假在家的周顺昌激于大义，竟与魏“周旋累日”，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魏的孙子。在谈话中，他切齿痛骂阉党，被缇骑报告给魏忠贤，于是被革职。
周被罢官后，阉党仍不罢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原应天巡抚周起元被罢官时，周顺昌曾作文送他，其中有赞美周起元、斥责阉党的话。后来苏州织造李实同魏忠贤的爪牙新任应天巡抚毛一鹭相勾结，追弹周起元，把周顺昌也带了进去。因此周顺昌也被逮捕。
天启六年三月，周顺昌被逮捕至京，虽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仍痛骂魏忠贤如故。同年六月十七日死于狱中，年四十三岁。到崇祯元年才得到昭雪，追谥忠介。
三 暴动经过
周顺昌被捕时，群众万余人尾随。一向好打抱不平的商人子弟颜佩韦高举着香火，沿途呼喊：“有愿替周吏部说话的，跟我来!”市民马杰也一路敲着梆子号召群众。当阉党的爪牙缇骑威胁群众时，马杰破口大骂魏忠贤，杨念如、沈阳也上前仗义陈词。缇骑恼羞成怒，拔出利剑，扬言要割掉马杰的舌头。聚集的市民鼓噪起来，缇骑更加凶横，举剑击打沈、杨。这时，周顺昌的轿夫周文元也怒不可遏，同缇骑扭打起来，额部受伤。市民见此，一起鼓噪围攻，吓得缇骑们东逃西窜，有的爬上树，有的躲到厕所里，有的逃上屋顶。其中两个缇骑当场毙命。
颜等五人过去互不相识，除周文元外，其他四人同周顺昌也没有任何交往。他们完全是激于义愤自发参加斗争的。五人被捕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隐讳，理直气壮。七月中，苏州城内戒备森严，就在阊门外吊桥上，五人大骂魏忠贤和毛一鹭，从容就义。
事后，为了抗议杀害五人，苏州市民曾倡议拒用天启钱达十个月之久。群众斗争的威力，使得气焰嚣张的魏忠贤亦“逡巡畏义”，从此“不敢复有株治”。后来，熹宗死，魏忠贤畏罪自杀。苏州人民倡议公葬五位烈士，一夜之间，魏忠贤的生祠被夷为平地，在它的废基上修建了五烈士的坟墓。
四 《五人墓碑记》赏析(节选，霍松林)
这篇文章在写作方法上的特点是：夹叙夹议，层层对比，步步深入，前后照应，反复唱叹，熔叙事、议论、描写、抒情于一炉。而这一切，又都服务于主题思想的表达。这个主题思想，作者直到文章的结尾才明确地说出来，那就是：“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作者提出的这个主题思想，本身就包含着许多对比的因素：“死”与“生”，当然是对比；有“大”就有“小”，有“重”就有“轻”，有“匹夫”就有“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以至“高爵显位”，这里都有强烈的对比。
为“五人墓”作“碑记”，当然要写出“五人”是怎样的人。但这也可以有各种写法。按照“墓志”文的格局，一上来就得叙述他们的姓名、籍贯、世系、行事等等，但张溥却另辟蹊径，只用“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一句话，对“五人”作了判断性的说明。用“者”提顿，用“也”煞句，“者”“也”照应，这是古汉语中判断句的典型结构。以一个判断句开头，就“五人”为什么而死作出判断，说明“五人”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死的，而是当周顺昌“被逮”的时候“激于义而死”的，这里已包含着对“五人”的颂扬。按照作者在篇末点明的主题思想的逻辑，“激于义而死”，“死”的意义就“大”；如此而死，虽“匹夫”也“有重于社稷”。那么与此相对照，那些“不义而生”“不义而死”的，又怎么样呢?对于这些，作者暂时还没有发议论，然而讽刺的锋芒，也已经从对“五人”的颂扬中露出来了。
点出“五人”“激于义而死”，读者满以为该写怎样“激于义而死”了；但作者却按下不表，由“死”写“葬”，由“葬”写“立石”，给读者留下悬念。
写“葬”，写“立石”，用的是叙述句，但并非单纯叙事，而是寓褒于叙。不是由不肖之徒、而是由“贤士大夫”们“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这不是对“五人”的褒扬吗?所以紧接着，即用“呜呼，亦盛矣哉”这个充满激情的赞颂句收束上文，反跌下文，完成了第一段。
有褒必有贬。第一段虽然只是从正面褒“五人”，但其中已暗含了许多与“五人”相对比的因素，为下文的层层对比留下了伏笔。
第二段，就“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没不足道”与“五人”的死而立碑“以旌其所为”相对比，实际上已揭示出“疾病而死”与“激于义而死”的不同意义。但作者却引而不发，暂时不作这样的结论，而用“何也”一问，使本来已经波澜起伏的文势涌现出轩然大波。
如前所说，在一开头点出“五人”“激于义而死”之后，原可以就势写怎样“激于义而死”。但作者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写“墓而葬”，写立碑“以旌其所为”，写在“五人”死后的“十有一月”中无数“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死于疾病，从而在两相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凡人皆有死，但一则受到贤者的旌表，死而不朽，一则与草木同腐，“湮没不足道”，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尖锐的一问使文势振起之后，才作为对这一问的回答，写“五人”怎样“激于义而死”。文情何等曲折!文势何等跌宕!然而这一切，都是为更有力地歌颂“五人”之死蓄势。对“五人”的歌颂越有力，对其对立面的暴露、批判也就越深刻，对表现“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也就越有利。
写“五人”之死用了两段文字，但与《明季北略》中的写法很不相同。后者着重叙事，写出了从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市民暴动的全过程，极有史料价值。前者叙事中有说明、有描写，而且处处与前面的文字相照应，其目的不在于叙述市民暴动的全过程，而在于通过写“五人”为什么而死，来表扬他们的正义行动。
和全文开头处的“当蓼洲周公之被逮”相照应，这一段从“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写起。“周公之被逮”，与“五人”之死又有什么关系呢?作者在追述了“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的情景之后，告诉读者：“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这就是说：当时以大中丞的官衔做应天府巡抚的毛一鹭是魏忠贤的爪牙，“吴之民”本来就痛恨他；而“周公之被逮”，又正是这个阉党爪牙指使的，所以“吴之民”就更加痛恨他。寥寥数语，表明“周公”与阉党形同冰炭，互不相容；那么两相对比，“周公”是怎样一个人，也就不言而喻了。既然“吴之民”痛恨阉党而同情受阉党迫害的“周公”，那么因阉党逮捕“周公”而激起的这场“民变”的正义性，也就不容歪曲了。正面写市民暴动只有四个字，“噪而相逐”。但由于明确地写出“逐”的对象是“魏之私人”，因而虽然只用了四个字，却已经把反阉党斗争的伟大意义表现出来了。
“吴之民”与“五人”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不单写“五人”，而写包括“五人”在内的“吴之民”“噪而相逐”，这就十分有力地表现出民心所向，正义所在，从而十分有力地反衬出阉党以“吴民之乱”的罪名“按诛五人”的卑鄙无耻，倒行逆施。
在前面，只提“五人”，连“五人”的姓名也没有说。直等到写了“五人”被阉党作为“吴民之乱”的首领而杀害的时候，才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大书而特书，并用“即今之然在墓者也”一句，与首段的“墓而葬”拍合。其表扬之意，溢于言外。
这还不够，接着又用一小段文字描写了“五人”受刑之时“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的英雄气概和“贤士大夫”买其头颅而函之的义举，然后又回顾首段的“墓而葬”，解释说“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很明显，这里既歌颂了“五人”，又肯定了“贤士大夫”。而对于“贤士大夫”的肯定，也正是对“五人”的歌颂。
三、四两段写“五人”怎样“激于义而死”，五、六两段，则着重写“五人”之死所发生的积极而巨大的社会影响。
第五段是这样开头的：“嗟呼!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阉党把“乱”的罪名加于“吴民”，作者针锋相对，把“乱”的罪名还给阉党，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此其一。“大阉”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能“乱”朝廷、“乱”天下?这固然是由于皇帝的宠信，但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缙绅”的助纣为虐。所谓“缙绅”，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僚。在当时，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僚遍布全国，其总数何止成千上万。作者却以十分感慨的语气指出：“四海之大”，能够在“大阉之乱”中不改其志，即不趋炎附势的，并没有几个人!我们只要翻一下《明史》，就知道这并非夸张。然而这样说，是要得罪成千上万的“缙绅”的。作者不怕树敌，敢于揭露真相，表现了卓越的胆识。此其二。
在“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这个句子中，“而”字用于主语和谓语之间，表示一种特殊的转折关系。全句的意思是：作为读书明理的“缙绅”，本来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高洁的志操，但在“大阉之乱”中，普天下的无数“缙绅”能不改变高洁志操的，竟然没有几个人，岂不令人愤慨!以“嗟夫”开头，以“有几人欤”煞句，就表现了作者压抑不住的愤慨之情。
“缙绅”如此，那么“匹夫”怎样呢?于是用“而”字一转，转而歌颂“五人”，阐发“匹夫有重于社稷”的主题。“缙绅”都是“读诗书”“明大义”的，却依附阉党，危害国家，“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作者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认为素闻诗书之训的“缙绅”应该比“素不闻诗书之训”的“匹夫”高明，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因而发出了“亦曷故哉”的疑问。这个疑问，他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但他敢于承认这个事实，仍然是值得称道的。他不但承认这个事实，而且以“缙绅”助纣为虐、祸国殃民为反衬，揭示了以“五人”为首的市民暴动在打击阉党的嚣张气焰、使之终归覆灭这一方面所起的伟大作用。张溥在墓碑记中写道：
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吴之民”的“发愤一击”和“五人之力”，他是看出了而且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的。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所以接下去就明白地告诉读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下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五 清初计六奇对这次暴动的记载
天启六年丙寅，苏杭织造太监李实欲得忠贤欢，乃借织造事以欺君蔑旨，参诬诸臣……锦衣卫掌堂田尔耕遣官旗张应龙、文之炳等六十余人分拿公(指周顺昌)等，十五至苏州。吴县令陈文瑞，公所拔士也，夜半扣户求见，抚床而恸。公曰：“吾固知诏使必至，毋效楚囚对泣。”乃悉召故人与诀别……
甫出门，百姓号冤聚送者已数百人。公囚服小帽诣军门，士民聚益众。巡抚毛一鹭，浙人也。檄有司数易置公……聚益众。一日四五遣，然远近闻风相继至愈多，皆言：“吏部(指周顺昌)清忠亮节，何罪!而朝廷逮之极?”守至昏夜，犹不散，旦则复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盖通国皇皇也。开读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相聚谋乞两台，恳其疏救。于是皆执香迎顺昌于县署，号声振天，县官马不得行……顷，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至，百姓执香伏地，号呼之声，如奔雷泻川，轰轰不辨一语……一鹭流汗被面，惴惴不敢出一语。旗尉文之炳等妄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击百姓，且厉声问：“东厂严旨逮官，乃容鼠辈置喙!”百姓颜佩韦等闻之，还问曰：“尔言东厂逮官，则此旨出魏监耶?”诸旗虎面豹声，曰：“速剜若舌!旨出东厂，将何如?”佩韦等不胜愤，振臂大呼曰：“吾辈谓天子诏耳，东厂何得逮官?”首击之炳，百姓从者千计，以伞柄击缇骑，诸生皆惊避。毛一鹭恐怖失色，急请兵自卫，与徐吉散去。兵备张孝、太守寇慎，陕西人，甚得民心，再三晓谕，至夜分，百姓始渐散。从尉李国柱死，余或匿斗拱间，或升屋走，因得全。
(《明季北略》卷二，《周顺昌被逮》
(墓中的)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时候，激于义愤而死于这件事的。到了现在，本郡有声望的士大夫们向有关当局请求，就清理已被废除的魏忠贤生祠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之前竖立碑石，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这五人的死，距离现在建墓安葬，时间不过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大凡富贵人家的子弟，意气豪放、志得意满的人，他们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没不值得称道的人，也太多了；何况乡间没有声名的人呢?唯独这五个人声名光荣显耀，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们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程，哭声震天动地。差役们按着剑柄上前，问：“在为谁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们**在地。当时以大中丞职衔作应天府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这时趁着他厉声呵骂的时候，就一齐喊叫着追赶他。这位大中丞藏在厕所里才得以逃脱。不久，他以苏州人民发动暴乱的罪名向朝廷请示，追究这件事，杀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阳、周文元，就是现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这五个人。
然而，当五个人临刑的时候，神情慷慨自若，呼喊着中丞的名字骂他，谈笑着死去了。砍下的头放在城头上，脸色一点也没改变。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个人的头并用木匣装起来，最终与尸体合到了一起。所以现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个人。
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做官的人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中国之大，能有几个人呢?但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被大义所激励，踏上死地也不回头，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托的皇帝的诏书纷纷传出，追捕同党的人遍于天下，终于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抗击，使阉党不敢再株连治罪；魏忠贤也迟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直到当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贤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此看来，那么如今这些高官显贵们，一旦犯罪受罚，有的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各地所容纳；也有的剪发毁容、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狂不知逃到何处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么样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露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而这五个人也能够修建一座大坟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际遇啊。不这样的话，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发他们有志之士的悲叹呢?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墓前空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公，太史文起公，姚孟长公。
二 作者及有关人物简介
1.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明末太仓(现在江苏太仓)人。张溥幼年勤奋好学，所读之书都要亲手抄写，抄好朗读之后烧掉，再抄，一直要抄六七遍，因此他的书斋起名为“七录斋”。张溥生活的明朝末年，正是东林党人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斗争激烈的时代，张溥同情东林党，富于正义感。崇祯二年(1629)，他继承东林党反对黑暗政治的优良传统，结交社会上有气节、有操守、有学识的士大夫，联合起来组成爱国社团“复社”，成为复社的领袖。他们激烈批评时政，与阉党的残余势力进行斗争，得到各界的广泛支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文学上，他主张“兴复古学”，强调“居今之世”，要“为今之言”，“务为有用”。他写过不少抨击时政的文章，内容充实，风格质朴，《五人墓碑记》是其中的代表。有《七录斋集》行世。
2.周顺昌(1584—1626)，字景文，号蓼洲，明末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任福州推官(掌管州中刑狱的官)。后任文选员外郎(掌管官吏任免、考核、升调等)。他为人正直、清廉，关心民间疾苦。所以当他被革职回老家时，只有“行李一肩，都门叹为稀有”。对于涉及“邪正是非”的事，他“热血横流，声色俱厉”，因此深受人民爱戴，“民深德之”，而被阉党所不容，被列名《东林点将录》(阉党捕人的黑名单)。
天启五年(1625)，被迫害的“六君子”之一魏大中被捕路过苏州，当时请假在家的周顺昌激于大义，竟与魏“周旋累日”，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魏的孙子。在谈话中，他切齿痛骂阉党，被缇骑报告给魏忠贤，于是被革职。
周被罢官后，阉党仍不罢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原应天巡抚周起元被罢官时，周顺昌曾作文送他，其中有赞美周起元、斥责阉党的话。后来苏州织造李实同魏忠贤的爪牙新任应天巡抚毛一鹭相勾结，追弹周起元，把周顺昌也带了进去。因此周顺昌也被逮捕。
天启六年三月，周顺昌被逮捕至京，虽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仍痛骂魏忠贤如故。同年六月十七日死于狱中，年四十三岁。到崇祯元年才得到昭雪，追谥忠介。
三 暴动经过
周顺昌被捕时，群众万余人尾随。一向好打抱不平的商人子弟颜佩韦高举着香火，沿途呼喊：“有愿替周吏部说话的，跟我来!”市民马杰也一路敲着梆子号召群众。当阉党的爪牙缇骑威胁群众时，马杰破口大骂魏忠贤，杨念如、沈阳也上前仗义陈词。缇骑恼羞成怒，拔出利剑，扬言要割掉马杰的舌头。聚集的市民鼓噪起来，缇骑更加凶横，举剑击打沈、杨。这时，周顺昌的轿夫周文元也怒不可遏，同缇骑扭打起来，额部受伤。市民见此，一起鼓噪围攻，吓得缇骑们东逃西窜，有的爬上树，有的躲到厕所里，有的逃上屋顶。其中两个缇骑当场毙命。
颜等五人过去互不相识，除周文元外，其他四人同周顺昌也没有任何交往。他们完全是激于义愤自发参加斗争的。五人被捕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隐讳，理直气壮。七月中，苏州城内戒备森严，就在阊门外吊桥上，五人大骂魏忠贤和毛一鹭，从容就义。
事后，为了抗议杀害五人，苏州市民曾倡议拒用天启钱达十个月之久。群众斗争的威力，使得气焰嚣张的魏忠贤亦“逡巡畏义”，从此“不敢复有株治”。后来，熹宗死，魏忠贤畏罪自杀。苏州人民倡议公葬五位烈士，一夜之间，魏忠贤的生祠被夷为平地，在它的废基上修建了五烈士的坟墓。
四 《五人墓碑记》赏析(节选，霍松林)
这篇文章在写作方法上的特点是：夹叙夹议，层层对比，步步深入，前后照应，反复唱叹，熔叙事、议论、描写、抒情于一炉。而这一切，又都服务于主题思想的表达。这个主题思想，作者直到文章的结尾才明确地说出来，那就是：“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作者提出的这个主题思想，本身就包含着许多对比的因素：“死”与“生”，当然是对比；有“大”就有“小”，有“重”就有“轻”，有“匹夫”就有“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以至“高爵显位”，这里都有强烈的对比。
为“五人墓”作“碑记”，当然要写出“五人”是怎样的人。但这也可以有各种写法。按照“墓志”文的格局，一上来就得叙述他们的姓名、籍贯、世系、行事等等，但张溥却另辟蹊径，只用“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一句话，对“五人”作了判断性的说明。用“者”提顿，用“也”煞句，“者”“也”照应，这是古汉语中判断句的典型结构。以一个判断句开头，就“五人”为什么而死作出判断，说明“五人”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死的，而是当周顺昌“被逮”的时候“激于义而死”的，这里已包含着对“五人”的颂扬。按照作者在篇末点明的主题思想的逻辑，“激于义而死”，“死”的意义就“大”；如此而死，虽“匹夫”也“有重于社稷”。那么与此相对照，那些“不义而生”“不义而死”的，又怎么样呢?对于这些，作者暂时还没有发议论，然而讽刺的锋芒，也已经从对“五人”的颂扬中露出来了。
点出“五人”“激于义而死”，读者满以为该写怎样“激于义而死”了；但作者却按下不表，由“死”写“葬”，由“葬”写“立石”，给读者留下悬念。
写“葬”，写“立石”，用的是叙述句，但并非单纯叙事，而是寓褒于叙。不是由不肖之徒、而是由“贤士大夫”们“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这不是对“五人”的褒扬吗?所以紧接着，即用“呜呼，亦盛矣哉”这个充满激情的赞颂句收束上文，反跌下文，完成了第一段。
有褒必有贬。第一段虽然只是从正面褒“五人”，但其中已暗含了许多与“五人”相对比的因素，为下文的层层对比留下了伏笔。
第二段，就“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没不足道”与“五人”的死而立碑“以旌其所为”相对比，实际上已揭示出“疾病而死”与“激于义而死”的不同意义。但作者却引而不发，暂时不作这样的结论，而用“何也”一问，使本来已经波澜起伏的文势涌现出轩然大波。
如前所说，在一开头点出“五人”“激于义而死”之后，原可以就势写怎样“激于义而死”。但作者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写“墓而葬”，写立碑“以旌其所为”，写在“五人”死后的“十有一月”中无数“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死于疾病，从而在两相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凡人皆有死，但一则受到贤者的旌表，死而不朽，一则与草木同腐，“湮没不足道”，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尖锐的一问使文势振起之后，才作为对这一问的回答，写“五人”怎样“激于义而死”。文情何等曲折!文势何等跌宕!然而这一切，都是为更有力地歌颂“五人”之死蓄势。对“五人”的歌颂越有力，对其对立面的暴露、批判也就越深刻，对表现“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也就越有利。
写“五人”之死用了两段文字，但与《明季北略》中的写法很不相同。后者着重叙事，写出了从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市民暴动的全过程，极有史料价值。前者叙事中有说明、有描写，而且处处与前面的文字相照应，其目的不在于叙述市民暴动的全过程，而在于通过写“五人”为什么而死，来表扬他们的正义行动。
和全文开头处的“当蓼洲周公之被逮”相照应，这一段从“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写起。“周公之被逮”，与“五人”之死又有什么关系呢?作者在追述了“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的情景之后，告诉读者：“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这就是说：当时以大中丞的官衔做应天府巡抚的毛一鹭是魏忠贤的爪牙，“吴之民”本来就痛恨他；而“周公之被逮”，又正是这个阉党爪牙指使的，所以“吴之民”就更加痛恨他。寥寥数语，表明“周公”与阉党形同冰炭，互不相容；那么两相对比，“周公”是怎样一个人，也就不言而喻了。既然“吴之民”痛恨阉党而同情受阉党迫害的“周公”，那么因阉党逮捕“周公”而激起的这场“民变”的正义性，也就不容歪曲了。正面写市民暴动只有四个字，“噪而相逐”。但由于明确地写出“逐”的对象是“魏之私人”，因而虽然只用了四个字，却已经把反阉党斗争的伟大意义表现出来了。
“吴之民”与“五人”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不单写“五人”，而写包括“五人”在内的“吴之民”“噪而相逐”，这就十分有力地表现出民心所向，正义所在，从而十分有力地反衬出阉党以“吴民之乱”的罪名“按诛五人”的卑鄙无耻，倒行逆施。
在前面，只提“五人”，连“五人”的姓名也没有说。直等到写了“五人”被阉党作为“吴民之乱”的首领而杀害的时候，才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大书而特书，并用“即今之然在墓者也”一句，与首段的“墓而葬”拍合。其表扬之意，溢于言外。
这还不够，接着又用一小段文字描写了“五人”受刑之时“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的英雄气概和“贤士大夫”买其头颅而函之的义举，然后又回顾首段的“墓而葬”，解释说“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很明显，这里既歌颂了“五人”，又肯定了“贤士大夫”。而对于“贤士大夫”的肯定，也正是对“五人”的歌颂。
三、四两段写“五人”怎样“激于义而死”，五、六两段，则着重写“五人”之死所发生的积极而巨大的社会影响。
第五段是这样开头的：“嗟呼!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阉党把“乱”的罪名加于“吴民”，作者针锋相对，把“乱”的罪名还给阉党，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此其一。“大阉”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能“乱”朝廷、“乱”天下?这固然是由于皇帝的宠信，但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缙绅”的助纣为虐。所谓“缙绅”，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僚。在当时，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僚遍布全国，其总数何止成千上万。作者却以十分感慨的语气指出：“四海之大”，能够在“大阉之乱”中不改其志，即不趋炎附势的，并没有几个人!我们只要翻一下《明史》，就知道这并非夸张。然而这样说，是要得罪成千上万的“缙绅”的。作者不怕树敌，敢于揭露真相，表现了卓越的胆识。此其二。
在“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这个句子中，“而”字用于主语和谓语之间，表示一种特殊的转折关系。全句的意思是：作为读书明理的“缙绅”，本来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高洁的志操，但在“大阉之乱”中，普天下的无数“缙绅”能不改变高洁志操的，竟然没有几个人，岂不令人愤慨!以“嗟夫”开头，以“有几人欤”煞句，就表现了作者压抑不住的愤慨之情。
“缙绅”如此，那么“匹夫”怎样呢?于是用“而”字一转，转而歌颂“五人”，阐发“匹夫有重于社稷”的主题。“缙绅”都是“读诗书”“明大义”的，却依附阉党，危害国家，“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作者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认为素闻诗书之训的“缙绅”应该比“素不闻诗书之训”的“匹夫”高明，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因而发出了“亦曷故哉”的疑问。这个疑问，他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但他敢于承认这个事实，仍然是值得称道的。他不但承认这个事实，而且以“缙绅”助纣为虐、祸国殃民为反衬，揭示了以“五人”为首的市民暴动在打击阉党的嚣张气焰、使之终归覆灭这一方面所起的伟大作用。张溥在墓碑记中写道：
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吴之民”的“发愤一击”和“五人之力”，他是看出了而且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的。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所以接下去就明白地告诉读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下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五 清初计六奇对这次暴动的记载
天启六年丙寅，苏杭织造太监李实欲得忠贤欢，乃借织造事以欺君蔑旨，参诬诸臣……锦衣卫掌堂田尔耕遣官旗张应龙、文之炳等六十余人分拿公(指周顺昌)等，十五至苏州。吴县令陈文瑞，公所拔士也，夜半扣户求见，抚床而恸。公曰：“吾固知诏使必至，毋效楚囚对泣。”乃悉召故人与诀别……
甫出门，百姓号冤聚送者已数百人。公囚服小帽诣军门，士民聚益众。巡抚毛一鹭，浙人也。檄有司数易置公……聚益众。一日四五遣，然远近闻风相继至愈多，皆言：“吏部(指周顺昌)清忠亮节，何罪!而朝廷逮之极?”守至昏夜，犹不散，旦则复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盖通国皇皇也。开读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相聚谋乞两台，恳其疏救。于是皆执香迎顺昌于县署，号声振天，县官马不得行……顷，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至，百姓执香伏地，号呼之声，如奔雷泻川，轰轰不辨一语……一鹭流汗被面，惴惴不敢出一语。旗尉文之炳等妄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击百姓，且厉声问：“东厂严旨逮官，乃容鼠辈置喙!”百姓颜佩韦等闻之，还问曰：“尔言东厂逮官，则此旨出魏监耶?”诸旗虎面豹声，曰：“速剜若舌!旨出东厂，将何如?”佩韦等不胜愤，振臂大呼曰：“吾辈谓天子诏耳，东厂何得逮官?”首击之炳，百姓从者千计，以伞柄击缇骑，诸生皆惊避。毛一鹭恐怖失色，急请兵自卫，与徐吉散去。兵备张孝、太守寇慎，陕西人，甚得民心，再三晓谕，至夜分，百姓始渐散。从尉李国柱死，余或匿斗拱间，或升屋走，因得全。
(《明季北略》卷二，《周顺昌被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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