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3日，教育部在网站上挂出了《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

    该份《通知》最核心的内容，便是省级教育部门成立一个教辅图书“评议委员会”，对本省市场上的教辅材料做出评议，进而评出一套优秀教辅“目录”；各地市教材选用委员会，再从省级“目录”中，选出一套教辅“推荐”给学校，由学生选用。

    《通知》尤其强调，对教育部门推荐的这套教辅，学生可“自愿”购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校或学生购买任何教辅材料”。笔者认为，这种对教辅图书“名”禁实“放”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学生减负，而且贻害甚多。

    众所周知，在图书市场中，教辅材料的利润最为丰厚。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格局下，教辅种类繁多，盗版猖獗，质量良莠不齐，家长无从选择；同时，学校、老师主导的变相征订、强制摊派，陡增家长经济压力，更增加孩子课业负担。

    面对教辅市场的过度“繁荣”，教材的选择权变得尤为关键。选谁的教材，从哪里购买，从任课老师开始，到年级组、学校、教育局，都成了出版商公关的对象。权力越集中，寻租空间越大。

    早在十年前，教育部就三令五申，严禁将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编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严禁各级教育部门印发教辅材料《推荐目录》。但是，一旦学校、老师开出书单，学生家长不得不“自愿”购买，上述规定难以真正落实。

    但是，匪夷所思的是，此次《通知》竟公然提出，要在省级建立起教辅图书目录，并由教育部门推荐给学校。教育部称，此举是“要把不合法的、质量差的教辅材料堵在校门之外，为学生自愿购买教辅材料提供必要的专业指导和服务”。

    问题在于，省级教育守门的“评议委员会”能否为学生推荐最好的教材？

    答案是不能。对此，安徽省两年前即有前车之鉴。

    此前，尽管教育部严禁教辅目录，但安徽省则一直有自己的省级《中小学学生作业目录》。其中298种教辅均来自安徽省内的四大出版社，其编写者，均为安徽省教育厅直属的省教科所。媒体报道指出，安徽省教科所“自编自审”，让教材进入目录，即可获得5%的版税。

    也就是说，推荐教材或教辅，已经成为教育部门寻租的手段。反观教育部此次《通知》，尽管其明确“各级行政部门、负责实施考试命题、监测评价的单位不得组织编写学生有偿使用的教辅材料”。但是，这一要求能否落实，答案并不确定。

    其实，不难想象，由省级教育部门推荐、地市级确定的教辅选用模式，寻租空间巨大。而与此同时，“一科选一本教辅”的设想也必然难以落实。这是因为，真正需要用教辅的，并非省级评议委员会的官员、专家，而是基层学校的任课老师。

    我不禁要问：教辅的选择真的有那么复杂吗？其实，孩子们每天的学习辅导书，最终还是由一线老师说了算。教育部为何不把选择权还给老师？教育部凭什么认为评议委员会就能确定适合不同学校、不同教师、不同学生的教辅读物？

    依笔者之见，当务之急不是出台所谓“教辅目录”，而是要尽快切断书店与教育主管部门的利益输送，切断行政部门对老师的强行摊派。中国1.5亿中小学生和数百万中小学教师都不需要如此教辅目录。到底谁需要这个目录？我看，应该那些教育官僚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