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迄今为止，首部为深圳立传的著作。是书虽为传记作品，却与过往的以帝王将相甚至贩夫走卒为对象立传的著述迥然有别：其一，该著传主的身份颇为奇特，著者择选一个“城市”进行立传而后娓娓道来，倾诉“自己”风雨兼程、骏业日新的变迁；其二，这位奇特的传主既是见证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晴雨表与经历者，又是引领改革潮流的风向标与先行者，她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谓之“深圳”。该著分上、下两篇，共八个章节。上篇四章追溯深圳的历史迁转，以史带传，分别从“远古的回声”“唐宋盛世”“海防第一线”“大时代洪流”阐述“传主”的非凡过往，打捞尘封的深圳历史。下篇四章以“杀出一条血路”“孔雀东南飞”“寻找新路向”“世纪之都”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作改革开放的“先头兵”“领头羊”在开拓中所走路径及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著者立足客观现实，以谨严科学的态度从考古学的视角切入，来揭开“传主”的身份，“咸头岭遗址”考古发掘即是力证。

“咸头岭文化”是深入而又全面窥探深圳变迁的试金石，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新世纪2006年对咸头岭遗址先后进行了五次不同规模考古发掘，诚如文中所言：“七千年！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结论震撼了。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迄今被确认年代最早的人类遗址。”咸头岭新石器的文化遗存，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是一脉而承的，虽历经七千年的更迭蜕变，然同根同源早期文明是大抵一致，从随后发掘的文物特征可崖略一二。著者认为这一同源的历史痕迹是通过早期南北之间的交流而得，在追溯外来文化基因的源流时，不能不提及战国时从北方流入岭南的季连部落。

其后，著者又对深圳最早的先民的衣、食、住、行等进行了考察，不仅借助咸头岭的考古发掘，而且又从其他多处的发掘中进一步证实，“咸头岭、大梅沙、小梅沙、大黄沙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陶器，可以一窥深圳先民的某些生活场景”。尤其对深圳先民既适应多变的自然环境的认可，又对生活中追求艺术的美感通过发掘文物来足资明证。文中进一步强调：“在某些彩陶的残片上，依稀可见赭红色的条带纹；而在另一些器物的戳印纹中，则有赭色填彩。……”

叶先生通过深圳地区的考古文物，掀开其厚重的历史画卷，不仅立足考古学，而且凭借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知识，综合其学术视野进行发力，着重探究深圳与早期中原文明之间的渊源关系，从学理层面上展开阐述与论证，别具匠心，不落窠臼，可谓《深圳传》创新之处。

第二，该著兼采报告文学的体例，运用散文化的语言彰显其创新精神。著者视角独特，将报告文学中叙写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人物，反映多彩多姿的生活经过著者别具匠心地提炼、加工、润色，由报告文学中的“人物”蜕变“城市”，以时间推移和过程进展为线索的结构对“传主”深圳进行真实客观的报道。

是书下篇以报告文学的形式重点围绕深圳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依次展开。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在深圳诞生了众多新时代的“第一”。这些不胜枚举的“第一”，无不见证并承载着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与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神，铭记着拓荒者数不尽的梦想与汗水，当然这些“第一”也成为了深圳这座城市的荣光与财富，一则值得更多的后来者借镜与沿袭，另一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深圳向世人所交出的答卷，其中的答案尽在这里。著作中记述了深圳改革开放伊始的风貌，写到：“深圳被第一批开发者的隆隆足音惊醒了，这是浩浩荡荡的建筑大军。……有如风车雨马，驰往深圳。”作者用“闸门一开，八方来朝”，“有如风车雨马，驰往深圳”等散文化的语辞还原了深圳初期的开发风貌。

文中对深圳作为特区的“独特”进行了阐释，著者以小见大，从其中的“特”字上面着力。著者胪举交通部四航局在蛇口承建码头时一事，用一串串的精准数字进行读解，数字虽小，然所涉足的领域却是深广的，意义是深远的。从后面的记载中更能说明特区的“蝴蝶效应”：深圳在全国率先将市场机制引入了工资分配领域，把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岗位职务工资和浮动工资三部分，力图克服平均主义弊端。随后，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推广到临时工等各类劳动者，一个社会化覆盖程度较高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形成。这里不仅有对“用工制度”“工资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而且成为以后国内相关行业践行的标杆被广泛采用。

文中大量采用散文化的语言亦是本书的创新之一。温婉而又质朴的语言，阅读起来清新舒适让人心生暖意。譬如：“现在，万事俱备，东风徐来。历史巨变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已到门前。”“在南头古城的街头巷尾，在阡陌纵横的水乡山村，在渔歌唱晚的河汊，在稻谷飘香的田野，在熙熙攘攘的陈仙姑诞上，在天后诞的社戏舞台上……”诸如此类，文中优美的语言，清晰的表述，详赡的撰述皆为该著增色良多。

第三，坚守不尚空谈，力避浮华，尽力去揭示和恢复历史存在的本真这一方向，进而厚重人文内涵。首先，前者所述中的“三来一补”是从引进外资兴办企业开始的，而该政策又是从经营业务开始的。著者客观翔实地梳理了“三来一补”的过往与发展，“三来一补”的政策，最终不仅促进宝安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而且推动了宝安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其次，深圳甫一设立经济特区，文化建设方便提上日程。文中简述了深圳创办特区之始，市政府曾有一句豪言：“勒紧腰带也要把八大文化设施建起来。”把兴建各种文化设施列为首要建设项目。重点对图书馆、博物馆、电视台、体育馆、大剧院、科学馆、深圳特区报和新闻文化中心的建设。如果加上深圳大学，其实是九大文化设施。这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筑的起点都很高，设计领先潮流，即使在经历了几十年审美标准的嬗变之后，今天仍不觉得陈旧。

再次，叶先生荡开一笔，从深圳的建立特区不同年限及其外来务工人员伤亡数字陈述而来，尽力去揭示和恢复历史存在的本真这一方向。特区在建设当中，劳动者所付出生命，也是该“传主”具有温情的一面，缅怀是对历史的最好记述，表面上是对数字的比配，然却是厚重人文内涵的重要体现。除此而外，著者在论述地方文化与地区良性发展之间以复兴传统为契机，使复兴传统成为两者之间的润滑剂。文章认为地方文化可以产生一种凝聚力，而凝聚力是一个地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著者在论述传统历史与地方文化的弘扬、继承关系方面，更是真知灼见，从学理层面进行剖析，著者坚信仅仅依赖于传统历史、族群和文化的类缘关系，社会将无从进步，文化也将趋于凝固而衰落，弘扬地方文化，也绝非夜郎自大、自我封闭，而是要在与世界文明互相融摄的同时，保持高度的警觉。

《深圳传》是叶先生岭南文史研究系列中的一部，其从上世纪八十年**始至今，研究逐渐转向文学与文献、文化、历史研究并重，拓展至注重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研究、综合研究。综观叶曙明先生在岭南文史研究领域中硕果，可知叶先生可称得上一个标杆式的学者。三十多年的探索拓展、执着专精已令同行学者惊叹，而一批高质量研究论著的发表，则彰显出叶先生在岭南文史研究方面不懈的坚持与长期的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