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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榜图书|从雅好秘玩到流动的博物馆——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

2018-11-06 10:36:16

来源:中国好书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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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好秘玩到流动的博物馆——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张冰 范丽娜 著,广东教育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综合论述古代书法作品收藏与交易的专著。通过对正史、题跋、笔记等不同文献的勾稽考证,探讨从汉代至清末千余年间书法的创作、流通、鉴赏及交易过程,追寻相关的社会交往、品位探究、文化消费等细节。全书将社会史、艺术史、经济史有机结合,视野宏大,内容充实。不仅是古代书法鉴藏史的入门读物,也为艺术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启发性参考。

 

 

书摘

 

 

导语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和《如果国宝会说话》两个节目持续热播,鉴赏、收藏开始走进了普通大众的视野,一时间激起了人们鉴赏、收藏的热忱之心,书法的鉴藏亦在其中。本书利用跨学科的社会经济学视角介入书法鉴藏交易史的写作当中,将古代书法作品更加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枯燥的书法鉴藏与交易的知识鲜活起来,让读者可以轻松了解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常识。

 

 

 

 

关于中国书法的艺术自觉问题,目前学界仍无定论。言自甲骨时代者有之,言自两汉者有之,言自魏晋者亦有之。诸说之中,似乎从魏晋者更多,这应该是结合其他文艺门类的自觉进行考量的结果。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划清界限的论题,一种艺术的自觉必定是先从少数人开始,逐渐蔓延到多数人甚至整个社会的。因而,我们也无需纠缠于此。只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艺术自觉意识开始出现的时候,对艺术美的追求意识会随之出现,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赏”。这种“赏”往往会伴随着“把玩”,进而出现“藏”的占有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眼力的提高和欣赏视阈的拓宽,“赏玩”往往会以“鉴”为保证。“鉴”又分为优劣和真伪两个层面,真品未必然优,伪者亦未必劣。鉴藏行为出现的早期,人们获取心仪藏品的途径基本是以物易物,或为生活用品,或为艺术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常的艺术品交易逐渐发展为以金钱为媒介,久而久之,便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品交易行为。

 

具体而言,艺术品鉴藏是由赏、鉴、藏、流通组合成的一个整体,其中流通行为是鉴藏发展成熟之后的结果,鉴为基础,藏为手段,流通进一步拓宽了艺术品的社会功能,这三种行为的前提是赏玩,目的也多是赏玩,即满足欣赏者或收藏者的审美需求。书法鉴藏乃是以鉴藏行为为途径,让书法在更多层面上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也是社会性反映于书法之上的重要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书法得以传承几千年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其紧密切合社会的功能是分不开的。

 

本书要描述的是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的发展状况,以时间照量的话,约略自汉魏时期书法鉴藏行为的出现,直至清代书法鉴藏、交易行为的高度成熟与普及。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中国书法的社会功能逐步丰富并且深化的过程,亦可理解为中国书法艺术之魅力由小众渗透向大众的传播过程。

  

本书论述的核心是书法。张彦远有云:“书画道殊,不可浑诘。书即约字以言价,画则无涯以定名。况汉魏三国名踪已绝于代,今人贵耳贱目,罕能详鉴。若传授不昧,其物犹存,则为有国有家之重宝。晋之顾、宋之陆、梁之张,首尾完全,为希代之珍,皆不可论价。如其偶获方寸,便可缄持。比之书价,则顾、陆可同钟、张,僧繇可同逸少。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所以书多于画,自古而然。”这一段广为引征的书画道殊论将书法与绘画在创作过程、鉴藏论价等方面的区别辨析的非常清楚。客观地说,书与画是两个传统的艺术形式,又属于两种文化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二者有很多共通点。书法与绘画从艺术追求的终极意境上是相通的,也都是古代文人士大夫颐养情性、高标意韵乃至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历史上很多名家是能书善画的。若从文化史的视角来考察,将书、画作为一个整体视为中国文人艺术的表徵,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研究是合理的。然而,若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而言,还应该更多地考虑到书与画的区别,以便更好的突出各自的特性及发展轨迹。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可见的相关鉴藏史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兼论书画,书画不分家似乎是古来研究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视角。此外,大量相关文献并没有将书画离析清楚,很多都是笼统发论,这给分类研究造成了很大地困难。

 

目前关于书法鉴藏的研究成果大概有两个特点:一是少。对于起步较晚的书法学科来说,很多研究者的视阈和精力多集中在传统意义上的书法史论研究或书写技法理论研究方面,对书法鉴藏问题只是泛泛了解而未及深入。这种状况的形成与传统史学之影响与书法学科的主流研究方向两方面之制约有关。有一点值得注意,目前的研究成果中相关古代书法鉴藏史较多的是老一辈鉴定家如启功、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等先生的相关论著,多为具体的鉴定文章或鉴定经验的论述。虽字字珠玑,然其重心并不在书法鉴藏史相关问题的讨论之上。所以,相关研究成果“少”的背后是书法鉴藏史研究的尴尬,一般的书法学科并不会将其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而加大投入,专业研究书画鉴定的学者又多关注于具体作品的鉴定,在他们看来,书法鉴藏史应该属于书法史论研究的范畴。因而,在这种“推让”之下,书法鉴藏史研究迟迟没有引起书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二是散。近些年来,逐渐有学者开始涉足中国古代艺术鉴藏研究,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较早的有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高居翰《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柯律格《雅债》、白谦慎《傅山的世界》等。其中的很多研究视角和思路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可喜的是,国内一些青年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了书法鉴藏专题研究的空间和重要性,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如叶康宁《竞尚清雅——明代嘉万时期的书画消费》、黄朋《明代中期苏州地区书画鉴藏家群体研究》、叶梅《晚明嘉兴项氏法书鉴藏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对笔者有很大地启发。    

 

从学理上说,书法鉴藏与交易史研究应该属于书法史论研究的范畴。之所以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较为薄弱,一定程度上缘于此前书法史研究对这一层面问题不同程度的忽略。以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几种书法史著作为例(包括中日两国的成果),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关于书法鉴藏与交易问题的笔墨分量不大,多为概括或简单带过;二是没有很好的考量各时期书法鉴藏与交易的情况与书法史叙述的关系。换言之,在传统书法史写作思路的影响下,如何从各时期书法鉴藏与交易的状况中影射书法发展的诸多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纳入到主要的写作框架中。客观地讲,书法鉴藏与交易问题研究的难点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相关文献浩如烟海,且分布散乱;其次,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尤其是在宋以后大量涉及书法作品交易的情况下,势必会与经济学、社会学的相关学科密切联系起来。而借助相关学科研究方法,融合多重视角的叙述模式必将与传统书法史的写作范式和话语方式有所不同。

 

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的嬗变史应该是一个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的景观,其中交织着书家的成长过程,也即是修养不断提高的过程;书法家之间(或者与收藏家之间)的互动过程;历代法书墨迹,包括经典书迹和一般书迹在内的流传散佚过程;传统的法书作品对个人书风、区域书风甚至时代书风的影响过程等。当这一生动、复杂的过程被表述为文字的时候,它便成为了被叙述的历史。那么,如何使这种历史叙述能够尽可能的呈现这一鲜活的过程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探索的系统工程。启功先生在谈到古代书画鉴藏理论的时候指出,中国古代书画鉴藏的记录到了高士奇的《江村销夏录》,始创详细记录书画之体例,但只能记录法书的正文、题跋、印章及名画的款字、题跋、印章,至于法书的笔法、风格,名画的描绘技巧,书画的一切形状,都无法加以表达。文字描述的局限性是很大的,那么,如何利用现有的线索把相关的文献材料有机的组织到一起,更重要,也更为困难的是融合其他考察视角的辅助以及合理的推断、想象来将历史叙述捏合成型并打通血脉便是一个巨大的课题了。

 

本书之论述中心为书法鉴藏与交易活动,各时期史料文献皆遴选相关度较高的典型例证,与一般书法史写作的视角和思路有异。我们对这本书的设想是一方面将书法鉴藏与交易的相关活动从书法史中提取出来,按照其发展的逻辑,理清脉络;另外一方面再将书法鉴藏与交易活动融化到书法史中,以此为主要视角来为书法史的叙述提供更多的参考。以古代书法发展之状况看,每一个时期的书法鉴藏和交易流通情况对当时的书法发展的影响都是非常切实的。譬如说,官方收藏的数量和档次是有可能左右时代风气的,典型者如初唐,李世民大量搜访王右军的遗迹,朝廷官方藏品以此为契机得以丰厚,这种导向逐渐发展成影响社会风气的因素,使得王右军在初唐时期得以引领时代之风气。私家收藏没有皇室收藏的号召力和导向性,但是其整体趣尚对书法发展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历史上有两个典型例子:其一,北宋出现的金石收藏热。在一些文人雅士的带动下,将一种新的东西带入社会关注的视野,这种情况起初对书法的影响是潜在的,它会随着收藏热的升温和和社会接受程度的推进逐渐发挥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其二,清代的金石收藏。一个时期之内,私家收藏出现较为集中的整体趣尚,而这种趣尚又与当时的文化环境相契合,其爆发出的影响力是可以左右书法发展的。宋代之后情况更加复杂,当私人收藏逐渐形成规模,整个社会便形成了官方与私家并峙的局面。皇帝的喜好固然会形成强大的导向性。然而还会有一大批文人士大夫会明确并坚守自己的趣味倾向,这些个体化的趣尚会因为交游圈子的扩大而逐渐形成规模,进而丰富当时的书风趣尚,有些时候甚至风头盖过了朝廷主导的风格。

  

 “艺术史是生活这件无缝之衣的一根丝线,不可能把它与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和体制史这些丝线离析之后不留下若干松散的线头。而从何处着手离析,又如何组织叙述,这对于艺术史家就像对于任何其他史学家一样,既取决于他想知道什么,也取决于他认为可以作何发现。”我们以往对书法史的研究太习惯于以书法家的视角来考察历史上的名家,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正如阿伦森所言,“每个个体都扮演着许多社会角色,而我们可能只是观察了其中之一。这样,我们在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可能轻易的忽略了社会角色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放大了书法家这一视角而容易忽略其他,诸如鉴藏家、文人士夫身份等,而恰恰是这些视角对我们全面了解一个人至关重要。一方面由于书法对很多我们习惯性冠之以“书法家”之称的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或者说揣测的那般重要。另一方面,这些“书法家”首先是人,其次是“文人”,他们面临着功名、政务、生活等,实如我们一样,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某一个角度对一个人进行有限的考量,充其量只是一个维度而已,而且,这一维度非常容易被我们无意识地放大。若从书法史研究的角度看,之前我们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将古人视为客观的故去之人来看,这就很容易导致思路狭窄,僵硬,所以研究成果往往刻板无味。如果我们能够将“书法家”作为栩栩如生的人来考察,尝试还原他的生活状态,这样的一种思路可能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的历史是一个庞大的命题,它牵涉到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细至具体作品的流传散佚,广到地域书风、时代书风的形成,是研究书法史不可或缺的一个板块,于此方能更加客观的呈现各时期的状况和特点,通过统治阶层与社会精英阶层的文化生活透视书法在古代社会中的意义。我们绝不敢奢望这部著作能够探索出将书法鉴藏与交易融化到书法史之中的叙述模式,只是力求在这方面作出尝试,取得一点推进。因为这样的努力对书法史研究的整体性推进是有意义的!

 

 

 

书评

 

 

一个特殊领域的历史追寻

 

王强

 

  这是一部关于书法鉴藏与交易的史学专著,这是历史的描述,也是历史的追寻,而书法鉴藏与交易,又是一个较专门、较特殊的领域,所以,张冰、范丽娜二君的这一番历史追寻,至少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我跟着他们一段一段地领略了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相关鉴藏与交易的事件、人物、藏品,以及相关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地域背景、家族背景和交游背景。我读到了他们的宏大叙事,也读到了他们的细微考辨,这不但使我更深入详实地了解了这个领域的历史,也让我看到了他们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以及对文献的精准利用。

  所谓的宏观把握,是这部书通过纵向的梳理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阈,并尝试把书法的鉴藏与交易及书法史叙述相结合,而不是让书法鉴藏与交易仅仅作为点缀依附于书法史的叙述中。从这种历史的追寻里,将书法鉴藏与交易这一板块的意义凸显出来,使我们认识到,有时往往是鉴藏影响了书法史的发展。

  所谓对文献的精准利用,最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艰苦的资料整理,而有了一种研究思路的更新:亦即在注重鉴藏家个人情况的基础上,更加突出鉴藏圈子的整体活动及其社会效应,以反映出某一个阶段书法鉴藏与交易的基本状况。

  这是一个历史的追寻,也是一个历史的叙述。述史固然离不开史料,但史料的堆积绝不是历史,因为史料并不完整。特别是一些特殊的专门领域,比如书法鉴藏与交易的历史叙述。当然,“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这是原则,但真这么做则有时无以述史。“述史”者,“述”为一回事,“史”为一回事。“述史”,既是“史料”的“史”,也是“述者”的“史”。历史实际上就是“述者(史家)”以其包括“史观”在内的“述史标准”、选择史料并把史料穿连起来的过去的故事。所谓“过去”则有“时间”之义;“故事”是人的,自关乎“人类”。则历史应是在“时间”中的“人”的叙述。法国一个史学家说:“历史学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扑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任何的历史都是人的故事,这部书法鉴藏与交易史,是特殊群体人的历史。我们在读这部历史的叙述时,就是在读这一群体人的故事。但是通常述史,总要溯源,书法的鉴藏与交易是从何时起始的?所以就总要分析那源头,所谓“源”,有明的有暗的,“书写的”“艺术的”是明的;“文化的”是暗的。前者可以绍远而求之,后者可以就近而取之。通常绍远者多而取近者少,析“明”者多而掘“暗”者鲜。故吾常常伤探源之文字多“平面”而乏“立体”,也就是说文化的检讨不足。张、范二君这本书正是在文化的探讨上下了一番功夫的。

  文化背景可以看作是一个“源”,可以把这个“源”加上引号。通常我们只把“文化”当作契机来说,而我看它应该是个“暗”的“源”,或者也可以说是“原因”,没有从这个“源”里发出来的那种强大的力量,任何东西就成不了“势”。如果没有这个“源”,明里我们再绍远也没有多少意义。你说长江、黄河的那个源头意义在什么地方?如果成不了江河,它就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成了江河呢?它的意义就很大么?也不是。它只是一个“可能”,而不是“能”,不是唯一的“源”。江河之所以有后来的江河之“势”,往往与那个最远的“源”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我们更应关注其流变。张、范二君为他们的这部书取名“从雅好秘玩到流动的博物馆”,就标明着是一种历史流变的追寻。研究历史的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这种历史流变的追寻,应该是他们述史的一种指导思想。

  但是“源”总是要探的,尽管“起源”的含义在史学研究中是较模糊的。“起源”意味着“开始”呢,还是指“原因”?这两种含义时常相互混淆。本书在探源时还是区分得较好。从史料上看,始于陈遵故事:

  至迟在西汉后期,便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鉴藏行为。当时有个陈遵 (生卒年不详,官至京兆尹),“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也有记述:“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每书,一座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座。”这应该算得上比较典型的书法鉴藏行为。尽管羊欣所记或许略有夸张,然而也传达出一种观者为其书法所折服的信息。

  同时,对“原因”的论述是这样的:

  由于善书,一个人的信札能够引起关注,甚至争抢,应该说这种现象出现在西汉后期是得益于培养多年的重视书写的社会氛围,人们在重视书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书法审美鉴赏力,他们去争相收藏写得好看的尺牍,目的就是能够经常得到书写带来的美的享受。这也是书法鉴藏的基本功能之一。

  探源,说到这里也就可以了。以史料为依据,陈遵故事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开始”,但谁也不能说在陈遵之前就一定没有类似的事。没有史料并不等于没有史实,只可以说没有史实的记录。陈遵故事背后的是“社会氛围”这文化背景的支持,这是陈遵书法之所以被收藏的“原因”,自然也可以当作“收藏”此一史象起始的原因。

  述史最困难的事之一就是收集必要的资料,在这一点上,我深知著者的艰难与认真。也如他们说的:

  尽管鉴藏相关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多数所记录的情况非常模糊,且不同版本之间有所出入;尤其是在关于交易的记载中,信息不完整的现象屡屡出现;还有很多关键的收藏著录没有流传下来。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够利用已有的文献进行适当的推测,对于偶然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很强的书法鉴藏与交易现象来说,这种推测的困难和风险可想而知!

  文献的征引、资料的考据,固然属于工具性的工作,工具固然不会产生科学,但一个尊重科学的社会却绝不应该忽视工具。考据往往源于对成说的怀疑,也往往出于对“常规方法”的怀疑。因为所谓“常规方法”或说是“常识”者,往往是把一时的观察所得拔高为永恒的真理。述“史事”而据此“常识”,往往说不通,或说走了样,因此才有了历史考据学的长足进步。本书著者正是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与考据,对固有的历史人物的描述做了更完整的考量,他们在“导论”部分述说其指导思想时就说过:

  我们以往对书法史的研究太习惯于以书法家的视角来考察历史上的名家……正是因为放大了书法家这一视角而容易忽略其他,诸如鉴藏家、文人士夫身份等,而恰恰是这些视角对我们全面了解一个人至关重要。一方面由于书法对很多我们习惯性冠之以“书法家”之称的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或者说揣测的那般重要。另一方面,这些“书法家”首先是人,其次是“文人”,他们面临着功名、政务、生活等,实如我们一样,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某一个角度对一个人进行有限的考量,充其量只是一个维度而已,而且,这一维度非常容易被我们无意识地放大。若从书法史研究的角度看,之前我们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将古人视为客观的故去之人来看,这就很容易导致思路狭窄、僵硬,所以研究成果往往刻板无味。如果我们能够将“书法家”作为栩栩如生的人来考察,尝试还原他的生活状态,这样的一种思路可能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述史,固然不能轻视考证,因为那样会使我们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缺陷;但考证毕竟是手段,不能把它当做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等于浪费时间。同时在叙述中亦显隔膜,有碍阅读,有碍传通。本书并无一味陷在无休止的考据之中,而是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有一种很好的整合之后的叙述。他们在谈到类似情况时说:

  如何使这种历史叙述能够尽可能的呈现这一鲜活的过程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探索的系统工程。启功先生在谈到古代书画鉴藏理论的时候指出,中国古代书画鉴藏的记录到了高士奇的《江村销夏录》,始创详细记录书画之体例,但只能记录法书的正文、题跋、印章及名画的款字、题跋、印章,至于法书的笔法、风格,名画的描绘技巧,书画的一切形状,都无法加以表达。文字描述的局限性是很大的,那么,如何利用现有的线索把相关的文献材料有机的组织到一起;更重要,也更为困难的是融合其他考察视角的辅助以及合理的推断、想象来将历史叙述捏合成型并打通血脉便是一个巨大的课题了。

  这正如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记忆》中说的:“人类的行为极为微妙,在许多方面难以做出数学似的评估,必须将它们转化为语词,也就是说要正确无误地衡量人类的行为(谁能够完全认识自己不知如何表述的事物呢?)必须有极为精致的语言,遣词造句更要铢两悉称,计算行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运用联想。”但是,这部书“运用联想”而整合语词,并不在前一部分,尽管前一部分文献资料相对匮乏,这说明著者对史料的尊重;而是在后一部分,因为要融合相关学科的知识去复现鉴藏与交易的状况,这时候就有一些必要的“运用联想”的推断与想象,将文字描述的“缺席”尽量做到趋近于事件的还原。所以,本书自宋以后的叙述是十分精彩并十分丰富的。

  以上是从大处的格局上说,若从细微的考辨与叙述上说亦有很多可圈点之处,择其一而说之,就是关于鉴藏史上“作伪”的论述。凡遇鉴藏,都有真伪辨析的问题。古来这类问题代代有之,是藏家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藏”的依据是“鉴”,“鉴”的对象是“真伪”和“优劣”。所以,述鉴藏史,是躲不过真伪鉴别问题的。本书樜拾各种文献中的实例,论列该详,同时有一段概括性的文字写得尤好:

  伪作(包括代笔)主要以谋利为着眼点,很大程度上扰乱了艺术品市场,大量的古代文献记录了伪作风行的情状(尤其是明清时期),而如此大规模的伪作进入社会之后产生了怎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极少见诸文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毕竟具备鉴定能力的人是少数,因此大量伪作可以轻而易举的骗过毫不懂行的买者,以名家手迹的名头进入社会,这种现象无疑会放大某一位或几位名家的传播效应,进而影响时人乃至后人的判断。甚至还有一些无中生有的伪作被假托名手掺入书法史之中。

  唯所憾者,就是大藏家对藏品的鉴别过程的描述稍显不足,特别是他们在鉴别中的误读似亦应有专节细论。往往从他们的鉴审过程及他们的论证过程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鉴定眼光和对真伪的辨别能力。“鉴审过程及论证过程”的资料非常分散,但这方面的整理与描述却是不可或缺的,诚如著者所言:“人们在整理、鉴定、装裱等工作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鉴藏相关问题的研究也相应丰硕起来。由最初的藏品目录记载,发展到后来记录文字内容、形制、印记、题跋、流传以及藏家点评等内容的完整体例,鉴藏成为了一个包含观念、行为、方法等问题在内的专门学问,也是艺术史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古代鉴藏家的经验总结的确不能满足于经验性的传承,更应要把它学问化,使其成为一种学理性的民族文化记忆。

  写一部书法鉴藏与交易的史书,这是为这一特殊群体的人物立传,是对这一类事件的描述,是对这一块历史走势的追寻。著者述史的态度是诗意的,叙事语言也是诗意的,故不呆板,不隔。本书以特定的人物、事件为研究对象,能够做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里的历史叙述,真是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我相信著者是带着感情去述史的,这非但无损于述史逻辑与史实考证的理智,反而更增其叙述的魅力,更利于传播效度。这也正与布洛赫的说法相合:“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失去诗意……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历史的叙述,往往以有最好的证据作“无懈可击”的叙述为理想,但实际情况又往往是“含混不清”的居多,所以,所谓“历史的叙述”还有很多探索的空间。本书只是一个对书法鉴藏与交易史的建构式的努力,还有着更深入细致的充实之必要。但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已经足可为人称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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