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于幼军从山西省省长位置离任,赴京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同年10月在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以改革著称的吕日周看来,山西人舍不得这个从沿海改革一线到内地锐意改革、敢于担当,为山西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实事的省长。于幼军离开山西后,网上对其好评如潮。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公告,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职务,留党察看两年。

于幼军不再去文化部上班,改去国家图书馆读书。

在这两年多期间,吕日周每次从山西到北京出差,都要去国图看望于幼军。他发现,于幼军虽历经挫折,但并未消沉,只是比以前多了几分淡定,“他把书本当作疗治精神创伤的良药”。

于幼军的“良药”,就是利用停职“赋闲”,重拾旧著《社会主义四百年》,即修订原著第一、二卷,并续写第三卷。

1985年《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一版出来不久,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发现了这本书。当时团中央发文向全国共青团员和大学生推荐这本用“章回演义体”写的社会主义思想史。

于幼军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出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加之他的从政履历,积累了一般学者少有的政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他想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认真做一番梳理和思考。

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作《乌托邦》问世于1516年,距今将近500年。听说于幼军修订旧作并写新作,教授高放建议,书名改为《社会主义五百年》。

2011年4月,140万字的三卷本《社会主义五百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面市仅一个来月,销量已经超过10万册。

2011年6月24日,上海闵行区的“生态水稻党徽印”,整个图案占地5亩多,从播种到现在已有近2个月。据其负责人介绍,“生态水稻党徽印”所在的土地,是由贫瘠的宅基地复垦而来。 (张海峰/CFP/图)

不是小修小补,而要“大动干戈”

2008年10月,于幼军被处分十余天后,来到了位于北京紫竹院公园旁边的国家图书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不久即转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周和平,在国图给于幼军安排了一间约三十平方米的房子读书。

国家图书馆有一个立法决策服务部,除了为国家立法和方针决策提供文献支持和保障这一首要职能外,还为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决策者提供文献服务。接待于幼军来国图驻馆研读,也是国图职责范围内的事。

国图曾经为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资料文献的咨询服务。温家宝出访美国前,温办要求国图提供关于“和而不同”历史脉络的文献。李岚清副总理写书,秘书让国图提供很多有关民国年间音乐的资料。李铁映也曾短时期到国图研读,为了写一套书。

但像于幼军这样驻馆研读长达两年多的情形,国图此前还没有过。

国图立法决策服务部给于幼军配备一位咨询员张曙光博士,协助查找提供有关图书资料。于幼军跟张曙光第一次见面,谈了近一个小时,交待了他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思考和这次研究写作的意图,并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资料清单。

张曙光说,国图藏书2800万种,如果方向和要求不明确,是没有办法查找资料的。

《社会主义四百年》初版距今二十多年了,不仅国内外学术理论研究有了很多新成果,而且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尤其是历经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许多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重新反思,很多历史档案也解密了,于幼军这回的写作计划就不是小修小补,而是要“大动干戈”。因此,收集整理资料和阅读图书的工作量非常大,也需要作者具有政治胆识和理论勇气,这无疑是艰巨的挑战和庞大的工程。

张曙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原来以为研究党史、社会主义这样的题目很“正统呆板”,需要收集的图书资料的面不会太宽、太多,也不难找。没想到于幼军研究的视野很开阔,思想很活跃。他不拘泥于某种固有的思维、已有的定论或片面的、孤立的史料等等。比如,为了弄清党史上的某个问题,于幼军不仅查阅了当时中共中央文件、有关领导人的讲话等,而且还借阅了张国焘、王明、李德等人的回忆录,看看有关当事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曙光发现,于幼军借阅的资料有两个特点,一是最原始的文献,一是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有些苏共解密档案等资料,国家图书馆找不到,他就通过其他途径去找;有时他开单要求找某本外国新出版的书,但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就找人立即把要点译出来。国图给于幼军提供的资料不仅是图书,还有报纸、期刊、网络资源,以及国外的数据库、港台版图书。

在国图读书写作期间,于幼军每天像上班一样,匆匆吃过早饭就来到他的“办公室”,埋头看书,做摘记。中午,他在国图的员工食堂打饭就餐。周末食堂不开饭,他到国图外面的庆丰包子铺买二两包子或饺子。后来,国图新开了咖啡馆,周末或节假日的中午,他就在那里花上18元,叫上一份“碟头饭”对付过去。馆长周和平说,于幼军的出勤率,比本馆干部和员工都高,因为他周末和节假日都在馆里“加班”。

于幼军通常到下午六七点“下班”,回到家就自己动手煮碗荞麦面、燕麦面,放个鸡蛋或广东腊肠将就着吃。然后就去游泳、打球或散步。他对朋友戏称:这两年过的是“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

张曙光说,于幼军在国图借阅的书前后有两三百种,文章好几百篇,这还不包括他从家里或别处借来大批图书资料,带到馆里他那间书屋阅读。

于幼军不用电脑写作,还是在大稿纸上“爬格子”。他写出一批,文化部文印室和国图的工作人员就帮他录入打印出来,他们还帮于复印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国图的工作人员感慨,如此之大的阅读量,两年多时间独自写出六七十万字的著作,没有坚定的信念是无法做到的,何况,他还是带着“创伤”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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