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民众的平均收入，可是现在收入差距很大，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也要加进来进行统计，因此有可能是60%的人是在平均线以下的，感觉到实际收入没增加那么多不奇怪。
一方面说消费不振，好像大家消费都没有钱，但是从统计来看好像又不缺钱。从1994年到2008年，我国的税收总量从5千多亿一下增加到5万多亿，增长18%，18%税收的增长率远远高于GDP增长。与此同时，老百姓好像也不是没有钱，这个老百姓要打一个引号，因为银行储蓄的钱到底是不是老百姓的钱和到底占多大比重，也是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在我国收入是最说不清的问题，本来一个国家的储蓄应该是全部居民的收入减去全体居民的消费，剩余的部分有一部分是现金，有一部分投入股市，再一部分进入银行的储蓄。但实际上我国银行储蓄每年增加量是远远大于收入减去消费的剩余，在我看来，有很大一部分人的收入是被低估的，隐性收入是没有统计到的，有的说占GDP的30%，也有的说是25%。所以当我问你有多少收入，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工资的收入，但也许你额外的收入可能是两倍三倍，这个是很难统计出来的。
我们不缺钱，我们有大量的生产，这些产品必须出口产生了大量的外汇，这些外汇需要到国外去花。但现在欧元很不安全，有27个国家，其中一个国家出现问题就会有影响;日元几乎是零利率，不但不升值，可能还会贬值，还要交管理费、手续费什么的;英镑和卢布更不敢买，所以只能买美国的国债。我国之前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最近放了一部分，日本成了美国第一债权国。美国一看它的钱不够了，出现债务危机以后，就开动机器大量印钞票，使美元贬值，而且说人民币升值还不够。美国通过货币游戏，把我国的债务稀释了。因此我们就要靠国内的消费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从而满足支撑经济的力量。
但是在收入在增加的情况下，宏观信号也是很明显的。居民消费率的含义是全部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美国居民大概在70%，日本在60%，我国现在已经下降到在全世界来比都是非常低的水平。美国3亿人大概一年消费10万亿的商品，我们13亿人一年才消费1万亿美元的商品，所以消费市场的规模不是按人头计算的，13亿人只是潜在的市场，是以人民币计算的，也就是说我们10个人也不能赶上他们1个人的消费。我国的消费为什么不能扩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和现在收入分配的结构有关系。基尼系数是世界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大小的指标，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基尼系数0.2，在世界范围内算是很平均，太平均了就会出现大锅饭，没有激励机制。基尼系数理论上讲有一个合理的空间，在0.3-0.4之间，但是现在我国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区间达到0.5左右。这样一来造成了虽然我们的收入还在快速增长，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分配过于不平均，所以有钱的人不消费，想消费的人又没有钱。
经济学领域里面有一个通行的规律，这个规律叫消费随收入增长的边际递减，随着你的收入增加，消费占收入的比率是不断降低的，这个规律在有些国家不是太明显，但是在我们国家的调查数据里面是非常明显的。2008年城乡调查数据显示，越低的收入家庭消费率越高，低收入家庭消费率都是90%以上，这种家庭挣100多块钱，90多块钱都是要花出去的。但是高收入的家庭消费率不到60%，大概有一半的钱划为储蓄或者是投资。我们现在的消费还受到社会保障体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三个：教育、医疗、住房。越高的家庭绝对消费额越高，但算比例的时候就会看到，越低收入的家庭，教育费用占家庭消费的比率越高。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教育在我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商品消费，一般的商品消费是可选择的消费，也就是说到市场买东西，你是根据你的消费能力买东西，收入高的东西要买高质量的，买一个名牌的，如果收入低的，更多的要考虑价格的因素。但是教育不一样，第一是因为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教育是决定孩子未来命运的关键因素;第二，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一定要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样一来，教育就很难受到家庭消费的约束，低收入家庭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造成了这个比例在家庭消费里提高，以致压低了其他各种各样的消费。
第二个是医疗消费，也是中低收入的家庭远远高于高收入家庭。但是住房是唯一不一样的问题，家庭买汽车、商品、电视都叫消费，但是到了买房子的时候，按照国际惯例它不算是消费而是投资。高收入家庭买的很多房子都是作为投资买的，一个再高收入的家庭，自住的话200平米怎么都可以了，但是他还是继续买，就是说他有投资的预期。
解决当前的消费问题，住房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但把这一代的收入过多地集中消费在住房，而且是把上一代收入(很多年轻人买房子是靠父母掏首付)，甚至把下一代的收入(房子分期付款)也都放在这个时段。把这么多未来和过去的收入放在当前，就使其他的商品消费没有力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两会期间这也将是民众很热烈的话题，现在又出了不同的声音，有的说要靠市场，有的说靠市场是不行的。北京前两天出台了以后要把新增土地都用于社会保障，但是在我看来，仍然不能解决稳定房价的问题。因为现在的需求太大了，这个需求不仅仅是消费的需求，还有很多是投资的需求，大家现在想我有点钱干嘛呢?投资办企业太辛苦了，现在经竞争这么激烈，利润这么低，如果炒股，股市现在也不稳定，不是能够保证挣钱的方法。升值空间最大可能就是房地产，以前我们说得有二三十年的收入才能买房子，现在失业说你买房子，房子升值你就有收入了。
我们必须有一个办法，就是怎么能够实现大规模的充分供给，因为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我们的土地高度稀缺，造成了地价的增长，地价的增长又推高了房价的增长，现在土地都成了天价了何况房子呢?有人说最大的供给就是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农村的住房进入商品市场，让小产权房能够正名。现在所有的农民的住宅只有虚拟价格，如果这些房子都能进入市场的话，供给一下就会增大很多。而供给的增加，在竞争的状态下房子的平均价格会降下来。当然，如果降得太多也不行，因为政府收入很大一块都是依靠土地出让、住房交易，如果房市崩溃了，等于政府的财政也崩溃了。
消费的问题和分配的问题是紧密相连的，而且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是经济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问题。现在分配政策得不到认同，本来的分配政策问题也不是多么的严重，但是现在它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收入分配和社会认同中，在其他国家有60%的人得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中层，而主观的认同和客观的收入差距大小是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美国比法国收入差距大很多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中也都有60%左右的人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中层;日本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而巴西是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比我们国家还要大，漫山遍野都是贫民窟，这两个国家同样有接近60%的人认为自己是社会中层。印度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这么大，而且是比较穷的国家，也有6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
但是到了中国，2003年出现一个偏向，只有46.9%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在社会的中层，2008年的偏向就更大了，还不到40%，属于下层到占到50%—55%。大家感到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中国的GDP是印度的两倍多，但在那样一个贫富悬殊的地方，却有6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我们和印度的学者研讨会的时候，我问他们的学者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这就是主观的感受，印度有宗教制度，每个人都认为他能处在那个位置已经不错了，中国人不是这样，都觉得自己处的位置应该比现在的更高。印度学者说住在大城市贫民窟的人还有认为自己是中层。
当然在中国虽然中层比较少，但是也有农民工认为自己是中层，但是很多已经是中上层的不认为自己是中上层。我做调查的时候，曾经和北京一位处长朋友一起吃饭，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搞全国调查，然后就说先调查调查你吧。我问他觉得自己属于哪个层?他想了半天问我，我这样的是不是属于中下层啊?我很吃惊，我说你怎么会属于中下层，我是全国调查，那么多的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你都中下层了他们是什么层?他说你不能这样算，你们这些学者光看收入不看消费不行。我说按照北京市的规定，北京市搞阳光工资，处级的5000，我说你最少的收入5000块钱还算中下收入吗?他说你没有看我的消费，他们这一代没有赶上福利分房，在四环以外租了房子，每月2000多块。有一个孩子上小学了，虽然是义务教育，但吃住还要管，最大的开支是上补习班，现在孩子都上，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他是从农村出来的，每月还得给家里的父母寄钱表孝心。另外还有一个妹妹找不到工作，现在每个月资助她300-500块钱。最后他说，我好歹也是一个博士毕业，打拼了这么多年混到这种地步，这叫什么社会?
我想我们的分配政策，如果连这位处长这一层的人都不能满意，怎么让全国的老百姓满意?所以收入分配秩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仅仅是调整结构，不光是把富人的钱挣来交给穷人，这个工作是要做，但是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社会制度也是一种技术，如果这种技术不完善，有可能既损害了市场也损害了公平。所以我们在进行收入分配调节的同时，要比较好的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制度。按小平同志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设想，收入肯定有差距，但是这差距主要还是凭本事和才能产生的才行。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初级阶段，这个制度必须是合理公平的，这一点的保持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会发现费了很大的力气去调节，最终还是每个阶层都不满意。
三、看病难与失业单位改革
在全国调查中，被人民群众认为第一难的问题是看病难、看病贵，在过去和历次的调查中都是没有出现过的。为什么看病的问题是老百姓认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呢?
首先看家庭的消费结构，医疗现在仅低于食品和教育的家庭教育支出。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支出比例像我国这样高。而且医疗不是平均的消费，有病的人才需要消费，所以平均11%的消费支出意味着有病家庭的实际支出还要大得多。医疗制度在我看来成绩是最大的，建立起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制度，现在报销的比例不一样，公费医疗是最高的，城镇居民报销50%，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在30%以下，但毕竟有了这样一个覆盖的制度。2006-2008年的调查数据中，完全自理的在快速下降。医疗的制度在迅速地改变人们的生活，但是医疗要自理和能够报销一部分的人的比例，还是占需要看病人口的绝大多数。
与此同时，医院的体制也在发生变化，为什么说看病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系?一个社会和国家组织分成三 级：企业、政府和非盈利机构，这是三种不同的法人，也是三种不同社会运行的机制。企业当然以盈利为主要目标，政府是为全国拨款，是为公民服务的;非盈利机构和事业单位是公益性组织，但又不是完全靠国家拨款，自己要能够运行和发展。过去我们没有这种概念，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认为要么是政府的，要么是市场的。现在要转型，事业单位要变成盈利性的组织，要允许事业单位创收来弥补经费的不足，这样一来事业单位就变成了四种。
我们社科院现在还叫全额单位，医院是差额拨款单位，到2009年这个结构仍然没有变化，医院40%来自药品**，40%来自医疗服务，只有百分之十几是政府拨款。这样一来造成的结果是县一级和地区一级大的医院日子还好过一点，到了基层的医院就很难运作了。创收的任务因此被层层分配给每一个大夫头上，每一个大夫在看病的时候就要问，你是公费还是自费。公费的话就多开点药，开营养药。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我国预算内的医疗支出几倍于GDP的速度在大规模的增长。第二，造成了药品的价格比食品价格更快速度的增加。10年以前看一个感冒可能二三十块钱就出来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