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通俗地讲述了数十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讲述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志士、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与个中的酸甜苦辣,拉近了历史与读者、社会主义理念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非常可贵的是,作者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庐山会议”反右倾等重大事件,既讲得直截了当,并不遮遮掩掩,又能始终以一个平常心态、以理解与拥戴社会主义事业的心态来写,道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绝非一帆风顺的道理。———王蒙
(原文化部部长、作家)
该书系统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演进,思想内涵丰富,大量应用史料,文笔简洁流畅,可读性和感染力比较强。———李君如(原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作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评述,有不少新鲜的、精辟的见解；对建国以后的历史写得非常精彩,国内同类出版物很少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是同类书当中最好的。作者确实做到了《后记》所言的宗旨: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黎元江
第一,写作的任务不同。
新版本强调的是“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用主义地对待老祖宗的理论,还是回归社会主义原本应有之义”,原版本强调的是“使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其来踪去迹,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等等,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两相比较,侧重点差异何在,不言而喻。
第二,全书的脉络主线有所不同。
新版本的主线其实是把思想史与实践史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为了使这条主线丰富多彩,书中增加了大量新的史实,除了第三卷整本书58万字全部是新写之外,第一二卷增订版的新增字数也比原版多出49万字,合共增加了107万字。
第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评价不同。
《社会主义四百年》在评介空想社会主义时,主要依循传统思路,肯定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批判其实现目标的手段。新版的《社会主义五百年》,则对他们设想的理想社会,也给予了更多的批判。这是因为,在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社会实践中,由于盲目套用空想社会主义描绘的蓝图,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为了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在21世纪的今天,不能不对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进行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批判。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最高目标和核心价值的表述不同。
《社会主义四百年》中,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介绍得比较简单,仅强调了要**资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等内容,却没有点出核心部分。
增订版第一卷描写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这一段时,字数较旧版增加了十几倍,用了足足一章文字来介绍两位伟人讨论如何写作宣言的过程。章节的标题也重新改为“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实在内涵丰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是核心价值”。文中明确地写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之探求、奋斗的思想和实践的主题,是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这是未来理想社会的最高目标、根本特征和核心价值(或曰终极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精神财富,应该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全过程各个阶段都必须坚持的核心价值和最高目标,当然,在运动的各个阶段其实现的程度和范围有所不同。
然而,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后来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不少人不少时候忘记了、忽视了或偏离了这一最高目标和核心价值,甚至是混淆了目标与手段及具体方式途径等,乃至本末颠倒、舍本逐末,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多少坎坷挫折和沉痛教训!
第五,对马克思创始人晚年思想的表述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的晚年,对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人阶级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有过大量的论述。然而,在“四百年版”和“五百年版”两个版本中,表述却有很大的不同。“四百年版”是这样表述的:
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新党纲草案中的机会主义观点,恩格斯发表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揭露所谓“旧的污秽的东西可以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是一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歧途。指出:“为了眼前暂时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而“五百年版”里,则另有表述:
恩格斯考察了19世纪最后几年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相对稳定与和平发展时期这一历史条件的变化,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他深刻指出,“历史的发展使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他高度赞扬德国社会民主党卓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并将它作为一种崭新的斗争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重大成就,给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阶级“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他重申:“《共产主义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主张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以议会斗争为重点,首先获得普选权,争取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的自由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每一个阵地直至国家政权。
第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评价不同。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继续向前发展,但在不同的国家和派别中,发展的方向却有很大的不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不同主要分成了以威廉·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培培尔为代表的左翼与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右翼两大派别。对于这两大派别的评价,“四百年版”是这样写的:
在巴黎会议上,修正主义分子还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比利时工人党的右派头子王德威尔得当选为国际执行局主席。从此,第二国际进入了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新的危机,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考验。
从这段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作者对当时工人运动中的右翼派别的批判是非常严厉的。而在“五百年版”里,提法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中是这样写的:
在巴黎大会上,改良派掌握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人王德威尔得当选为国际执行局主席。从此,“第二国际”进入了改良派占主导地位的时期。
二战结束后,“第二国际”相继以伯尔尼国际、维也纳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以及社会党国际的名义继续存在和活动,而伯恩斯坦和“第二国际”其他领导人的思想理论,也被后来全球几十个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继承延续。与此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另辟新径,获得了新的活力和发展空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分道扬镳。
从旧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新的危机,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考验”,到新版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分道扬镳”,两种提法虽然寥寥数语,但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不同。一个是“生死存亡”,一个是“分道扬镳”,对‘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评价无疑客观了许多。
第七,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反思不同。
在“四百年版”中,对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苏联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用了不少篇幅进行反思。但是,比起“五百年版”,后者的反思显得更有条理,也更有深度。试举“经济体制”作为例子。在“四百年版”中,关于斯大林时期经济体制的教训,是这样写的:
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理论和方针、政策,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主张要限制商品和商品交换,离开生产力状况片面追求生产关系变革,集体农庄的道路,等等,有不少已被实践检验证明是片面和错误的,给苏联、东欧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建设和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而在“五百年版”里,关于经济体制的反思则全面得多,书中实际上是分开“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分配制度”三个方面来反思的:
在经济体制方面,这一模式不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状况,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片面追求公有制形式的“一大、二公、三纯”；实行高度集中统一和指令性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和无所不包的经济计划,组织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甚至以阶级斗争方式和政治高压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忽视价值规律,排斥市场机制,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致使生产资源配置不当,经济建设常常出现重大的失误和浪费；企业缺乏生产分配、流通自主权等等。因而,这一模式在宏观上缺少灵活性,微观上缺少激励机制,逐渐阻碍、窒息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这一模式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长期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重积累轻消费等等。这就致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人民生活必需用品供应紧缺,生活水平提高不快。
在分配制度方面,名义上实行按劳分配,实际上盛行平均主义,压抑和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八,对中共建党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者的评介不同。
“四百年版”介绍的将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传播者,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的人物,如朱执信、刘师复、孙中山、江亢虎等。他们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还是对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都与后来在中共建党时期进行传播的传播者有较大的距离。因此,在“五百年版”中,特意增加介绍了6位在中共建党前夕,致力于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是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李达、瞿秋白、杨匏安等6人。这些人的事迹是“四百年版”中没有的。光是介绍这些人,第二卷就足足增加了6万多字的篇幅。“五百年版”介绍这些人物时,尽量采取客观真实的笔法,并没有因为他们是中共党史赫赫有名的人物,而对其成长过程中的缺点与不足有所回避。以李大钊为例,一直以来,人们都公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传播者之一,然而,知道他在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前曾经是袁世凯的“粉丝”的,恐怕不多。事实上,李大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袁世凯的忠实拥戴者,只是后来袁倒行逆施,彻底暴露,才使李认识了袁的真面目,与其彻底决裂。对此,“五百年版”中有这样一段话: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行为对其形象负面影响甚大,在一向拥袁的李大钊心中自然也大打折扣,但李仍认为袁的做法是迫不得已。弱国无外交,屈辱的忍让不一定就是卖国……然而,历史终究是要水落石出的,如果袁世凯不再做后面的事,他在李大钊等一代青年中是可以继续保持正面形象的。可他在晚年最后做出的行为,终于打破了李大钊等人的迷信,将他们推上了坚决反袁的战车。